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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先导。因此,也有学者认为,虽然周、钱二人的“靶子”不同,却因“文学的目的是不是‘人自身”这一论断而走到了同一立场。从这个角度来看,钱谷融回到了周作人的原点,再一次竖起了周作人“人道主义”精神的旗帜。其次是文学创作者对人道主义的态度问题。《新文学的要求》谈到,新时代的文学家是“偶像破坏者”,但这批新的文学家却将人道主义的理想当作自己的信念,把人类的意志当作神明,说明人道主义精神对现代文学作家的思想具有很大的影响与指导作用。钱谷融的“人学”可以说是他对“人的文学”的继承,而他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重视则是联系现实的发展,内里依旧是对人道主义的坚持。《论“文学是人学”》极为重视作品与创作者的人道主义精神。文章指出,那些宝贵的文学遗产之所以能被后人喜爱,最根本、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它们浸润着深厚的真正的人道主义精神。作者超出了时代限制,不再认为只要与资产阶级正面相关,“人性”便都必须要反对、打倒,而是提出了保卫“真正的人道主义”——哪怕“人道主义”这一名词已经被资产阶级糟蹋了,也不可将它随意抛弃,而应揭穿资产阶级所作所为的反人道主义性质,保卫“真正的人道主义”。再次,对于文学的功用及其达成之道,“文学是人学”也表现出了对“人的文学”的继承与回响。“人的文学”认为,人道主义文学应当对人生问题加以记录和研究,让人明白“人生实在的情状”,最终促进人的觉醒与社会的美好与进步。而达成以上愿望需要“改良人类的关系”,创造“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保持健康的生存并革除旧礼法,建立新道德。钱谷融则认为,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艺术的最基本的推动力就是对改善人生的热切向往和崇高理想。他呼吁“把人当作人”,呼吁人们维护自己独立自主的权利,呼吁人与人之间互相承认、互相尊重,这又何尝不是与“人的文学”中“利己利他”的一种呼应呢?二者都认為文学最重要的便是作用于人、唤醒“人”的自觉并引领人走向6幸福,都继承了人道主义文学精神对人、进步、幸福的呼唤与展望,及扭转现实中不正确之处的希冀。比起周作人,钱谷融一生过着较为纯粹的学者生活,并没有参与众多的社会活动,也没有十分明显的思想转变历程,所撰文章也大多是从文学、文艺视角出发的,少了周作人文章中浓厚的跨学科气息。这或许就是钱谷融虽然继承、推崇“人”的精神,却不会走上周作人般的人生道路的原因。“人的文学”与“文学是人学”存在思想与逻辑上的共鸣与回响,也存在十分明显的时代差异与表达差异,但内里的精神与气息是一致的,也都在中文学国史上产生了不可磨灭的重要影响。三、略论人道主义精神在现当代文学中的境遇无论是“人的文学”还是“文学是人学”,都在提出时鼓足了勇气。周作人要对抗的是“非人的文学”与势力强大的封建思想,钱谷融要扳正的是“文学工具论”与“阶级论”,无论哪个都振聋发聩,都呼吁着被历史淹没的“人”,具有相似的话语逻辑。受到批判后,周作人进行了反思与思想转型,走向了中庸思想浓厚的另一条道路;钱谷融则坚持见解并多次试图申辩,设想到了可能袭来的各方责难,结合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当时仍被接纳的俄国文学实例在文章中为不易被时人理解之处进行回应与解释,甚至做好了自我批判与辩护的所有准备,却依旧逃不过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批判,对他的批判文章甚至汇集成了《(论“文学是人学”)批判集》。好在后来学界归还了他应得的尊重,也归还了对“文学是人学”及其中潜在的“人的文学”的肯定。20世纪70年代后,新时期文学翩然而至,文学界形成了谈论“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潮流。新时期被看作是“五四”的重述,新时期文学的主题被归结为五四新文学反封建主题的延续和发展,新时期文学被看作是继承五四新文学和启蒙主义传统的重启或者说“新启蒙”。人们开始意识到,无论是在文学上还是历史上,“人”的发现几乎都是文学中的“人”经历漫长的压制、摧残之后的被重提,都与人的解放相连,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潮流一起构成了新时期“人的解放”的重要内容。即使讨论时有反复,但最终人道主义依旧以大范围的肯定赢得人心,“五四”人文精神也得到了重新发扬。在钱谷融与吴俊合著的《中现国当代文学与人道主义》中,作者表示:“如果说‘五四的人道主义精神是对于数千年来封建传7统对于人性的束缚的反抗与批判,那么也就不难理解在中国大地上会再次出现类似的人道主义启蒙运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这两次最引人注目的文学运动首先基本上都是以人道主义为其核心的启蒙文学运动。”此外,作者还表达了对“五四”前辈周作人的敬意,认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和《新文学的要求》等文章一向被视为“五四”时期和中国新文学早期人道主义文学思想的最具体论述。在当下,人们脱离了浓厚的意识形态束缚,终于可以较客观、清醒地对待“五四”文学、人道主义与周作人,不可不谓是时代的清醒与进步。“人的文学”或“人学”,言已经成为文学批评的一种“元概念”,被千万文学爱好者与研究者接受。有的人关注这段曲折的发展史,有的没有,但这并不妨碍人道主义不断结合新的思潮和理论在中华大地开花结果。对人道主义文学的坚守,实质上是从长远角度出发对文学品格的坚守。无论是周作人还是钱谷融,他们与人道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及相关事件都不是单纯的个人事件或文学事件,而是在各自时代框架下涉及方方面面因素的复杂的历史事件,仅仅一篇论文是说不清楚的。周作人“人的文学”的发生及在钱谷融“文学是人学”中的回响与发扬,展现了文学对人的关怀与对文学自身品格的坚持,对我们当下的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发展有着深刻的启示。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