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及其启示.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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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可以使用淘豆网的站内搜索功能，选择自己适合的文档，以下文字是截取该文章内的部分文字，如需要获得完整电子版，请下载此文档到您的设备，方便您编辑和打印。:..──由白奚先生的文章说起王志强在学界引起过广泛的讨论和不小的争论,颇为引人注目。前者讨论中国近代以后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后者讨论墨学在秦汉以后中绝的原因,两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却少有人提及或只是偶发议论。本文对比了这两个难题及对两个难题的回答后,得出结论,认为:先秦时期中国文化百家争鸣中最具科学精神的墨家学说,由于没有被统一的中华帝国所选择,在秦汉之后形成的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中渐渐失去了影响力以至中绝;而失却了墨学的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在既缺乏理论科学思维方式又缺乏实验方法更缺乏科学精神的道路上缓慢发展,始终没有走出经验科学阶段;这种经验式的科学,与西方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而摆脱反科学的中世纪的神学统治之后在资本主义精神的基础上发展出的近代科学相比,其本身的价值和对技术所具有的推动力两个方面都处于比较低的水平;这一结果与其他因素,主要是政治的因素一起使近代以后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大落后于西方。王志强,男,1963年生,理学学士,哲学硕士,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博士生。中国科技史领域的“李约瑟难题”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的“墨学中绝”难题曾经在学界引起过广泛的讨论和不小的争论,颇为引人注目。前者讨论中国近代以后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后者讨论墨学在秦汉以后中绝的原因,两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却少有人提及或只是偶发议论。近日读白奚先生“墨学中绝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走向”(《哲学研究》1996年12期)一文,顿觉疑窦全开。白奚先生从墨学同儒、道、法诸家学说的比较入手,阐明墨学中绝同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与走向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于无意间对李约瑟难题的一种虽间接然却是深层次的回答,对我们理解科学精神也很有裨益。一从中国历史看,中华民族在古代创造过辉煌的文明,科学技术在这一文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世界范围看,在获取自然知识尤其是在把自然知识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也显出比西方高得多的水平,或者说中国文明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对此,李约瑟──一位早年研究生物化学、后来献身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研究并在两个领域(尤其是后一个领域)都作出了杰出成就的英国人──问到:为什么近代科学,亦即经得起全世界的考验、并得到合理的普遍赞扬的伽利略、哈维、维萨留斯、牛顿的传统──这种传统注定成为统一的世界大家庭的理论基础──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不是在中国或亚洲或其他任何地方发展起来呢?李约瑟似乎感到这样的问法不足以表达他对中国科学在中古发达的景慕和对中国科学在近代落后的惊奇,用一长串的问句道出他心中的疑惑:“广义地说,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或中古型的理论?如果事情确实是这样,那么在科学技术发明的许多方面,中国人又怎样成功地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3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在理论和几何学方法体系方面所存在的弱点,为什么并没妨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涌现?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了近代科学,这种科学已经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如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1:..更容易得到应用?最后,为什么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虽然比较落后,却能产生出有机的自然观?”。──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由于李约瑟将他所关心的问题集中在一起,使许多人(也许还有他自己)对这一难题的理解出现了歧异,比如究竟李约瑟是想问中国的科学技术为什么在近代以后落伍,还是问中国的科学技术为什么在古代比西方先进?是问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理论自然科学,还是问中国科学技术本该而实际上没有发展出理论自然科学?李约瑟认为与西方比较,中国近代以前的科学和技术都先进还是只有技术先进而科学水平不高?根据中国多年来围绕这一难题而进行的讨论看,人们实际上把李约瑟难题简单归约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很先进,“为什么中国近代科学落后了?”2或者“近代科学为什么是在西方而不是在中国诞生?”3这样一个溯因问题。通过对李约瑟难题的讨论,学者们在如下几个方面已有共识:──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之间,正如李约瑟所注意到的,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整体水平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在实用技术,即发现和发明方面,成就比西方要大得多,这不仅使中国自己得益也使西方世界受惠;──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明显地与西方的科学技术不同,有独特性,最大的不同是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在理论构造方面与西方有天壤之别;──西方在中世纪后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并在资本主义精神的基础上诞生了近代自然科学,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实际上就是产生自欧洲的、以科学理论为主要特征的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由于近代科学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有密切的联系而使技术发展起来,这就造成近代以来中国基础科学(如数学、化学和物理学)、自然科学(生物学、地学和天文学等)和技术科学(农业技术、工业技术和工程技术等)都远远落后于西方。尚没有达成共识的有:──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与西方的形态不同,用近代科学作为科学的唯一衡量标准是否有普遍意义?比如江晓原就认为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是“天文星占学”,它与西方古代的占卜个人命运的占星术和现代天文学非常不同;4──中国古代科学和西方科学是科学的不同阶段的差别还是不同类型的差别?比如董光璧就认为随隆万时期经济复兴和实学思潮的兴起,中国传统文化中也产生了科学近代化的萌芽,当传教士带进近代科学技术以后,这两种科学近代化趋向在中国逐渐合流。5显然,董光璧的意思是,即使没有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中国文化,或者中国科技也会自己演化出近代科学。甚至李约瑟自己也承认,东西方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一拍即和。6如果是根本上的类型差别,怎么能一拍即和呢?──造成中国近代以后科学技术落后的是社会政治层面的原因,比如封建大一统的社会政治架构,对自由、怀疑、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是一种妨碍?还是文化层面的根源,比如作为主导文化的儒家学说,不鼓励甚至轻视对自然的探索?抑或是经济层面的因素,比如缺乏工商传统的自给自足式的农业经济,对科学技术没有强烈的需求?1《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2页。书名的原文是: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将其翻译为“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可能比大陆通行译法“中国科学技术史”要更切近李约瑟的原意。通行译法显然淡化了李约瑟探询科学在中国文明中的成长和发展历程及其原因这一思想主题。2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编:《科学传统与文化》,陕西***,1983年。这本书是1982年10月在四川成都召开的“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讨论会的论文集。3潘吉星主编:《李约瑟文集》,辽宁***,1986年,第19页。4江晓原:《天文·巫咸·灵台──天文星占与古代中国的政治观念》,《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年,第3期,第53~58页。5董光璧:《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论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4~5页。6潘吉星主编:《李约瑟文集》,辽宁***,1986年,第159页。2:..1中国对李约瑟难题本身的关注是因为“1840误区”造成的。即是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的事实被文化激进主义者简单地阐释为中国文化的全面失败,把西方用来战胜中国的文明因素科学和民主当成西方文明的本质或全体。由于陷入这个误区,中国人没有去推敲李约瑟难题的恰当性,对问题的应答采取了与西方中心论者对待这个问题的相同态度,即在认同西方科学的唯一性的标准下分割中国科学,用贴标签的方式不断找出中国特有的事物作为阻碍因素,找出西方特有的事物作为促进因素。结果中国古代和近代几乎所有的事物都被当做阻碍因素而被批判。持此观点的人认为应该放弃这种研究方式,并把李约瑟问题转换为:在西方,科学革命对政治、经济、社会的转变的作用如何?这些转变对国力强盛(尤其是军事强盛)的作用又如何?西方科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与现状是怎样的?它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文化的转变所起的作用又是怎样?等等。应该说,对李约瑟难题提出这样的转换是有其价值的,因为李约瑟毕竟是站在西方文化的角度看中国文明和中国古代科学的,他不可能不以西方文化作参照。然而,转换后的问题与李约瑟的初衷相去甚远,显然已经游离出李约瑟难题的范围了。综上所述,通过对李约瑟难题的解答,学者们所进行的多方面的中西文化尤其是中西科学文化的比较研究,客观上拓宽并加深了人们对科学、技术与社会复杂关系的理解,即使转换李约瑟难题这种研究方式本身也是建立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之上的。这些收获,无疑应该归功于李约瑟这位热爱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所提出的难题。二如同中国近代科技落后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是中国科技发展的一大遗憾,先秦以后墨学的中绝也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是中国文化的一大遗憾。说墨学中绝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是因为随着中华统一大帝国的形成,儒家经受短暂压抑终于在汉武帝时代获得独尊地位,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而在先秦时期曾与儒家并称显学的墨家却长期受贬,渐渐衰微,最终几乎沉没到销声匿迹的程度。比如在清代所编《四书全库总目》时,甚至不再列墨家为单独大家,而是把名家、纵横家、墨家等合为“杂家”一门,因为此类学问“传述者稀,遗编无几,不便于立类”。若不是东晋道士葛洪曾在其《神仙传》中把墨子列为道家诸仙之一,使后世《道藏》能收《墨子》在内,恐怕连《墨子》一书都要失传。2至清朝乾嘉时期,墨学才在考据热中被提起,晚清以后由于梁启超和胡适等人将其价值大加挖掘,墨学终于受到世人重视。可以说,墨学走过了一条由显而绝再兴的不平路。说墨学中绝是中国文化的一大遗憾,是因为墨家具有独特的思想内涵,由于它的不幸中绝,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了本该有的许多优秀特质。在先秦百家中,墨家兼有欧几里德式的逻辑学与阿基米德式的实验,可以说最具科学的精神,包含丰富的科学思想,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即与日常语言相区别的科学语言,比较严密的由简入繁的概念定义方法,知识体系的逻辑化、理论化,实验方法的运用。正是这些思想构造了墨家蕴于《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统称《墨经》)中的几何学、光学和力学。比如,在几何学方面,对点、线、面、体、圆、圆心、矩形、平行等都作出了定义,如把点(端)定义为:“端,体之无厚而最前者也”,“端,无间也”,即说“端”是一种没有体积、内部没有空隙的点,所以也就无法分割;在定义图形之间的关系(如同形、形中含形、形中之形、形中空隙、两形相交、两形重合、两形比较等)时,其定义方法与欧氏几何的方法非常一致;在光学方面,对光与影的关系、本影的形成、小孔成像、光的反射、光源与物的相对位置同影的关系、球面镜成像原理、凹镜成像、凸镜成像都有实验结果和逻辑谨严的理论说明,并不比欧几里德的光学逊色;3在力学方面,《墨经》涉及到力、物体重心、力的平衡、杠杆原理等。在科学思想基础上形成的墨家的认识论也有别于先秦其他诸学派。比如,关于知识的本质,墨家认为,真正的知识“智”来源1白彤东:《“李约瑟问题”与“1840误区”》,《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年,第10期,第43~45页。2翟杰全“墨家科学思想及其历史命运”《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年第1期,第54页。3方孝博:《墨经中的数学和物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22页。3:..作立说的根据;关于知识的条件,墨家认为人之所以能知,在于人具有认识能力;关于认识过程,墨家认为,人先用认知器官接触事物(过物),获得直接认识(能貌之),然后去分析(论物),达到清晰的认识并获取知识。墨家在进行科学研究时能以这种认识论和方法论做指导,亲身实地地去研究事物之理,探求事物所以然的原因,故而能发现许多科学的道理,在思维方式上也没有染上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那种将人的经验直接外推的弊端。如此注重自然知识和研究方法的墨学为什么中绝了?对这一难题的回答,也如同对李约瑟难题的回答一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认为墨学中绝是因为秦帝国政治压制的结果。的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禁止儒生非议朝政,禁绝私学,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推行郡县,废除分封等一系列措施都不利于墨学传播。但问题是,儒家也曾被秦始皇“焚书坑儒”,为什么后来又东山再起而墨学却从此一蹶不振?──有人说这是统治阶级所进行的文化选择的结果。墨学之所以能在先秦成为显学,的确是因为国家众多、文化多元为其创造了条件,而在秦后,“以法治国”同墨家的兼爱、非攻、尚贤的理想社会模式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变成了同作为正统思想的儒家间的对立,所以在选择中被淘汰。那么,其他诸家得以流传而惟独墨学中绝又是何种缘由?──有人认为墨学中绝是因为墨家没有象儒家那样,通过董仲舒的改造实现向社会层面的转换,这确是事实。可是汉后中绝的只有墨学一家,其他未经改造的百学并没有退出文化舞台,也是事实;──有人说,墨子死后,学派分裂,相互攻是其中绝之因;──有人说墨家的神秘色彩,使其知识不能社会化,导致失传;──也有人说,墨家的书简奥深晦,体例独特,不易理解,加速了它的泯灭。在关于墨学中绝问题的探究中,我们发现,大多学者把注意力集中在儒墨之辩,这是有道理的。由于儒家在先秦之后是统领文化的旗手,儒家的态度具有排斥异己的最大力量。作为与儒学势不两立的学派,墨学正是在非儒反儒、与儒争论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由于墨子出身贫寒,其弟子也多是来自寒门,在先秦争鸣的百家中,唯有墨家是代表下层人民利益和愿望的学派,这与儒者根本不同。他们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趋向两端,比如儒家法周,墨家法夏;儒家不信鬼,墨家却明鬼;儒家厚葬久丧,墨家倡节葬;儒家重礼乐,墨家则非乐;儒家信天命,墨家则非命;儒家坚持爱有差异,墨家则讲兼爱;儒家重义轻利,墨家则以利为义;儒家讲“亲亲”、“贵贵”,墨家则讲尚贤;儒家视科学技术为奇技***巧,而墨家则视科学技术为获取真知的大道。我们从白奚先生的文章中不仅可以看到这些儒墨之别,还可以看到,与墨家相比,道、名、法、阴阳诸家也都视科学技术为末道,或不屑为之,或持明确的排斥态度。比如道家,应该是对自然最为关注的学派,但道家对自然虽充满了崇敬之意,但只是把自然作为赞美的对象,而不是研究和改造的对象。他们注重的是对形而上学之道的玄思和总体把握,对形而下的科学技术不感兴趣;再比如法家,则走得更远,视科学技术为害,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把手工业称为“末作”,视手工业者为“技艺之士”,认为“技艺之士”的害处,不但在于他们本人“避农战”,更在于他们对农战之民的坏影响。在法家看来,只有种粮和打仗才是对国家有用的,其他的一切行业都应取缔。既然把“技艺之士”归为“六虱”、“八害”、“五蠹”之属,墨家当然在除灭之列。与过去讨论多找墨学中绝的原因相比,白奚博士着眼于墨家的中绝对传统文化走向的影响的分析,更能帮助我们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本来应该有而实际上缺乏的东西。比如墨学兼重义利的义利观较之儒家的义利观更为合理,是对后者的片面性的一种纠正。由于墨学的中绝,儒家的道义论主导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价值取向,使中国传统文化缺乏了注重功利的精神;墨子提出“兼以易别”,主张“尚贤”又“尚同”,即用平等来取代不平等,比儒家强调尊卑贵贱亲疏等级更为进步;墨子“投桃报李”的对等互报原则,有利相交、有财相分、有力相助、以劳动为荣的主张,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缺乏的。如果从科学技术1翟杰全“墨家科学思想及其历史命运”《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年第1期,第54页。4:..谈;以等级为标准会造成思想上的专制,而科学的精神就在于反对任何威权,反对盲从,以存疑和求真为最高标准。所以墨学的中绝,不仅是科学精神的中绝,也是有利于科学精神的文化支撑体系的中绝,这确实是一个莫大的遗憾。三白奚博士的分析,也强化了我们的这样一种看法:与西方历史上曾经有过自然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冲突一样,古代中国也有过这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的冲突,并且明显地与西方不同的是,还有第三种思想倾向──伦理主义横亘其中。由于这样的原因,科学精神在中国命运不济。自然主义是这样一种思想倾向,即“本质上是世俗的、注重事实的观点”1,它所感兴趣的是发现大自然的规则性,这样就必然重视经验尤其是实验,虽然认为对确凿的观察事实抱应有的重视乃是任何彻底理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并不因此就否认运用其它更为宽广的理性的合理性,所以,自然主义所主张的是不受任何界限限制的自由和完整的理性;神秘主义与此不同,它是非世俗的、注重想象的观点,它所感兴趣的是发现自然现象中的奇迹与魔法,倾向于迷信和崇拜。这样就必然对自然缺乏研究的兴趣,也不认为经验和实验有什么必要,更不必谈什么理性。这种神秘主义如果同某个宗教教义结合一起,也能发展出一种理性,但必定是专横的理性,即必定要为人类理性设置框架。如果说自然主义和神秘主义是对自然的两种不同态度的话,那么伦理主义则彻底漠视自然,把自然放在视阈之外,只是关注社会生活和人伦关系。它的主张是,要造就出一个稳定有序、人际融洽的社会,首先需要的是对个人欲望的收敛和对本来具有张扬性的人的个性的压抑,其次是社会成员对道德规范的无条件遵守。这样,本来对自然毫无兴致的伦理主义不得不与有独立和自由倾向的自然主义为敌,轻视甚至敌视自然主义凭借独立的理性之光烛照自然奥秘的一切企图。除非某种自然探索的结果有利于社会关系归整或人伦关系调适,否则伦理主义是不会对自然主义开方便之门的。基于这样一种理解,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诸子中,墨子是自然主义的,老庄是神秘主义的,孔孟是伦理主义的。当强大的秦国统一了中国之后,由于苛政而致失败,汉帝国吸取秦灭亡的教训,变通了法家的一些极端做法,取儒学为社会正统思想。而从本质上说,中国是一个农业的而非航海的、封闭的而非开放的、官僚的而非商业的社会,儒家的经典也适合于对人民进行教化和对国家进行统治。儒学占优,一方面使统一的中华帝国有了凝聚力,使社会出常常变法而不变体,变形而不变本,比较稳定;另一方面也造成伦理主义强盛,自然主义式微,加上神秘主义扰动,中世纪之后在西方诞生并不断勃发出生机的那种科学精神不可能在中国产生,也很难在中国找到生存的土壤。任鸿隽曾在其著名的论文“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中力证中国文化中科学精神的缺乏:──无论科学是从广义还是狭义方面去理解,都应该是“有统系”的。即无论对自然物理还是其他事理的研究,都应该有理论的、逻辑的严密性,相互关联,构成一个条理分明的系统。而那种片言只语、“知其当然而不求其所以然”、“鹜于空虚而引避乎实际”的学术,则都不是科学的。中国古代先哲们虽有各种天才思想,然而“虽足以显吾种胄之灵明,而不足证科学之存在。何则,以其知识无统系条贯故也”;──我国没有科学的根本在“未得研究科学之方法”。欧洲也并非自古就有科学,就比中国聪明,它也历经中世纪的苦难而后才得科学之方法。“何彼方开脱之易,而吾人启迪之难也。谓东西人之智慧不相若耶。则黄帝子孙早以神明著称矣。谓社会外象利于彼而毒于此耶。则吾国异端之罢斥视彼方宗教之禁制方之蔑如矣。是故吾国之无科学,第一非天之降才尔殊。第二非社会限制独酷。一言以蔽之曰,未得研究科学方法而已”。──演绎与归纳,“二者之于科学也,如车之有两轮,如鸟之有双翼,失其一则无以为用也”。而“吾国学者之病,端在不恃官感而恃心能。其钻研故纸高谈性理者无论矣;乃如王阳明之格物,独坐七日;颜****斋之讲学,专尚三物;彼固有所得,然何其与今日之研究1亚·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第7页。5:..不把科学简单地归结为一种象中国传统文化里处处讲究的精神作用,把科学与空谈性理、崇尚虚妄相区别是任鸿隽的一惯立场。他说:“科学家之所知者,以事实为基,以试验为稽。以推用为表,以验证为决,而无所容心于已成之教。前人之言,又不特无容心已也。苟已成之教,前人之言,有与吾所见之真理相背者,则虽艰难其身,赴汤蹈火以与之战,至死而不悔。若是者,吾谓之科学精神。”2。胡适基本上同意任鸿隽把科学精神概括为崇实、贵确、查微、审断、存疑五个特征,他认为,科学是根据于证据,以实证为唯一准则,通过运用假设、观察、实验、归纳、演绎等一系列方法探求事物真实面目和因果联系的各种学问。实证是科学的原则,“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科学的方法,怀疑是科学的精神。3他把科学的发展看成是起始于问题,经由假设,通过证实获得真理的过程。可以说这是抓住了近代自然科学的精神了。任鸿隽和胡适都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科学精神。那么,缺少科学精神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否能自己孕育出科学精神呢?有两种相反的看法。董光璧的看法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也产生了科学近代化的萌芽,其主要表现是科学的社会化,使科学走向同儒学的分离,当传教士带进近代科学技术以后,这两种科学近代化趋向在中国逐渐合流。他甚至认为,源于北宋、成于明中的实学思潮的主导倾向表现为批判理性、启蒙意识、科学思想和改革精神。由实学而格物致知,最后进达科学。4即使董光璧的假设是正确的,即中国古代科学缓慢地发展出近代科学,也不能由此得出中国传统文化排斥墨学是无关紧要的结论,因为墨学中绝,真正中绝的是科学精神,而科学精神是科学技术的灵魂,对科学技术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假定墨学没有中绝,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发展得肯定要快得多。这也不得不让我们怀疑乔治·萨顿所说的那句话:“实际上,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是不相容的,它们不能一起成长,彼此校正,而是彼此摧毁。归根结底,或许每一种精神文明都必须尽可能牢固地建立在它本身的基础之上。同样,任何过早的综合将会阻碍它们二者的发展。研究历史记录的时候,我们经常感到,人类在一个时期只能把握一种思想。”5而在先秦百家争鸣时期,中国人所能把握的并不只是一种思想,因为儒学繁盛的时候,具有科学精神的墨家思想也同时被中国人所把握。所以秦汉以后的墨学中绝,对于科学精神也是一大遗憾。四显然,把李约瑟难题与墨学中绝和科学精神放到一起来看,它们之间有着明显的关系。首先,中国的科学之所以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或中古型的理论的原因是墨学中绝。就是说,如果墨学不中绝,中国的古代科学是可以自己走进近代科学的,就象胡适说的那样:“无论当时所造诣的深浅如何,只看那些人所用的方法和所研究的范围,便可推想这一学派继续研究下去,有人继长增高,应该可以发生很高深的科学,和一种‘科学的哲学’。”6。进一步,这也说明中国人的理论思维水平并不是天生就不如西方人;第二,在科学技术发明的许多方面,中国人成功地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3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其原因在于,在神学统治下的中世纪的欧洲,从根本上是反科学的,由于被压制被窒息的程度远远超过同时代的中国,科学在西方几乎停止了发展,反衬出中国科学的先进;第三,中国在理论和几何学方法体系方面所存在的弱点没有妨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涌现也是与同时代的西方比较而言的,如果没有这些弱点,或者说如果具备墨学的1见1915年《科学》第1卷第1期。21916年《科学》第2卷第1期3《胡适作品集》,第11册,156页,远流版。4《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论纲》第4~8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5《科学的生命》,乔治·萨顿,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123页;6《中国哲学大纲》卷上第十二篇第三章6:..第四,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了近代科学,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如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因素就是墨学中绝导致的科学精神的缺失;第五,为什么科学在中国早期社会比在希腊或欧洲中古社会中更容易得到应用呢?中古时期尤其是中世纪中国科学技术的整体水平比西方要高,而技术的应用常常与整个社会的经济水平有关,所以,经济水平较高的中古时期的中国比西方更需要技术的应用。第六,为什么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虽然比较落后,却能产生出有机的自然观?虽然儒家是传统文化的主体,但并不根本排斥道家,而道家有机的自然观恰恰被中国文化所接受。道家虽然坚持“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而羞言科技,但它对自然的宏观把握和体悟方式使得它很容易将自然看作是相互联系、不断生成的整体;阴阳与五行的思想也偏重从整体、从全面、从相互作用的角度观照自然。这就是说,有机的自然观与墨学中绝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墨学中绝并没有导致自然观的改变。综上所述:先秦时期中国文化百家争鸣中最具科学精神的墨家学说,由于没有被统一的中华帝国所选择,在秦汉之后形成的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中渐渐失去了影响力以至中绝;而失却了墨学的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在既缺乏理论科学思维方式又缺乏实验方法更缺乏科学精神的道路上缓慢发展,始终没有走出经验科学阶段;这种经验式的科学,与西方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而摆脱反科学的中世纪的神学统治之后在资本主义精神的基础上发展出的近代科学相比,其本身的价值和对技术所具有的推动力两个方面都处于比较低的水平;这一结果与其他因素,主要是政治的因素一起使近代以后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大落后于西方。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