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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在中西之间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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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 
一 
中日之间的交流史上,有着许多有趣味也有意味的事。从大的方面说,有两个时期的情形特别引人注目。一是在中国唐代,一是在近代。在唐代,是日本贪婪地向中****甚至是在与中国文化接触后,大和才首次与文字遭遇,从此才学会了书写。日语的”假名”(字母)不过是汉字的变体。而在近代,则是中国拼命地向日本学****别的方面且不论,仅就文字方面说,在近代,倒是日本成了汉语的输出国。日本”汉语”,冲击着东亚各国的语言系统,当然也大量进入中国的汉语中,成为中国人日常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近代由日本输入的汉语词,被称作日语”外来语”,这里也借用这种称谓。在”外来语”上加上引号,是为了与直接来自西方的外来语(如沙发、咖啡、等)相区别。因为这二者毕竟有些不同。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数量是很惊人的。据,我们今天使用的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这些都是日本人对西方相应语词的,传入中国后,便在汉语中牢牢扎根。我们每天用以高谈阔论、冥思苦想和说”东”道”西”时所用的概念,竟大都是日本人弄出来的,--想到这一层,我的头皮就有些发麻。
实际上,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就无法说话。就在我写这篇谈论日语”外来语”的文章时,也必须大量使用日语”外来语”,否则就根本无法成文。这个问题近几年也不时被人以不同的方式道及。例如,雷颐先生在介绍美国学者任达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一书的《”黄金十年”》一文中,便写道:
通过大量的翻译引介,一大批日语词汇融入到现代汉语之中。有意思的是,这些词汇甚至迅速取代了”严译”(按:指严复的翻译)的大部分术语。这些几乎涉及各类学科的新词汇或是现代日本新创造的,或是使用旧词而赋以新意,现在又被广大中国知识分子所借用,这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并且促进了汉语多方面的变化,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奠定了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石。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些基本术语、词汇,大都是此时自日本舶来。如服务、组织、纪律、、革命、政府、党、方针、政策、、解决、理论、、原则等等,实际上全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还有像、科学、商业、干部、健康、、、、封建、共和、、、、抽象……数不胜数,全是来自日语。
雷颐先生是以肯定的口气谈到日语对汉语的侵入的。而李兆忠先生的《汉字的圈套》一文,则在与雷颐先生做了相同的介绍后,不无遗憾地写道:
这真是个值得思索的问题,同样一个西方科学术语,到了中国和日本,就被译成两种味道相去甚远的词,最后却是以中译失败,日译胜利而告终,这是为什么 或者换一种不太合理的问法:严复、梁启超们为什么没有想到采用明治初期的日本学者那种比较自由和通俗的意译法?同样,明治初期的日本学者为什么没有像二十年之后的大陆学者那样,采用那种引经据典式的译法这里把梁启超与严复相提并论有些不妥,但提出的问题确实是值得思索的。汪丁丁先生的《”经济”原考》一文,是对”经济”二字的汉语原意进行追溯,实际上也同样涉及到日语”外来语”问题,因为”经济”也是众多日语”外来语”中的一个。而考古学家陈星灿先生的《考古学就在我们身边》一文,倡议中国的考古学”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因为”所谓的国家、文明。私有制等等概念都是从国外输入的”,它们用来说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