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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谁是这个继承人?
,为患于人类,给人类带来城市破坏、国家人口绝灭以及世界和平被破坏等绝大部分灾祸的最大问题,不在于世界上有没有权力存在,也不在于权力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而是谁应当具有权力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其重要性不亚于君主们的安全,以及君主领地和国家的和平福利,在我们看来,一个政治学的作家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应该给以很大的注意,并且观点应该非常清楚,因为,如果这一点还有争论的余地,其余一切便没有什么意义了。用极权主义所能带来的一切光辉和诱惑来装点权力而不说明谁应当具有这种权力,结果只会更加刺激人们去发展其自然的野心(这种野心本身,原来就极其容易走向极端)使人们更加热中于争权夺势,从而为不断的斗争和扰乱埋下永久的祸根,使本属政府的任务和人类社会之目的的和平及安宁倒不可得到了。
,因为他断言“国家权力的授予是神的规定”,这话使权力本身及其转移都成为神圣的;所以便没有任何权力,也没有任何考虑,可以从根据神权被授予了这种权力的人手中将其夺去;也没有任何需要和办法能用别人来代替他。因为,如果“国家权力的授与是神所规定”,而亚当的“继承人”就是用这种方式“被授与”以这种权力的人(见前面一章),据我们的作者说,如果任何不是亚当的继承人登上了王位,其亵渎神圣的程度之大,犹如在犹太人当中,一个不是亚伦的后裔的人当了‘祭司’一样。理由是这样的:“不独”祭司的职权“一般是出自神的规定,而且,它的指定”只能为亚伦一族及其后裔所专有这条规定,就使得这职位不能为亚伦的子孙以外的任何人所享受或行使,所以,亚伦的后裔的继承,人们都慎重地遵守,因为这个原故,人们都能确切地知道谁是具有充任祭司资格的人。
,让我们看看,我们的作者为了使我们知道谁是这个“根据神的规定具有充当全人类君主之权的继承人”到底下了多大的功夫。我们看到的关于他们的第一次叙述是这样说的:“子孙的这种从属既是一切王权的源泉,出自上帝自己的意旨,所以国家的权力不独一般出自神的规定,而且它特定地指定授与最年长的两亲”。象这样重大的事情应该用明白的话来说,以便尽量减少可疑或意义模棱两可之处;我以为如果言语能够清楚明确地表达一种概念的话,则亲缘或血统上不同程度的亲疏等一类名词就是可用的言语之一。因此,我们本来希望我们的作者在这儿应该用一种较为明白易憧的词句,好教我们更易于知道,谁是“神所规定被授与国家权力”的人;至少,他也应该告诉我们他所说的“最年长的两亲”是什么意思;因为,我相信,如果已经把土地授与或赏赐给他,和他族中的“最年长的两亲”,恐怕他也会以为有必要请人把这名词给他解释一下,而且他也很难知道这土地在他身后应属于什么人。
——在这类性质的论文中,恰当的语言是当然必要的——所谓“最年长的两亲”不是指最年长的有儿女的男人和女人,便是指最早有儿女的男人和女人,那么,我们的作者的论断即是说,在世的时间最长或生儿育女最早的父母“根据神的规定”有握有“国家权力”之权;如果这话有甚么悖谬,我们的作者应负其责;如果他的意思与我的解释不同,那也应当归咎于他没有把话说清楚。我确信,“两亲”一词,决不能单指男性的嗣续,而“最年长的两亲”也决不能指一个婴孩——不过,如其能只有一个,他有时可能就是真正的继承人。然而虽有“神的规定的授与”,我们仍然对于国家权力应归属何人,感到茫然,就好象完全没有过这种授与一样,或者好象我们的作者什么也没有说过一样。“最年长的两亲”一语,使我们对于谁是依据神的规定而应具有国家权力一事,比起那些从来没有听到过亚当的嗣子或继承(这个词,我们的作者说得满篇都是)一类话的人,更加糊涂。他的著作的主要内容虽是教人要服从那些有被人服从的权利的人,而这种权利,据他说,是世代承袭的,但是,哪些人是应有这种世袭权力的人这一点,就好比是政治学中的“炼金术者的点金石”那样可望而不可即,任何人从他的著作中都发现不出来。
,象罗伯特爵士这样一个伟大的文体大师,说了这种意义含糊的话,决不能归咎于他缺乏语言知识,因此我恐怕由于他体会到用神的规定来决定继承的规则是多么困难,或者体会到即使肯定了这种传袭的规则,对于达到他的目的,或是在有助于搞清楚与肯定君主地位上只能起多么小的作用,所以宁肯满足于使用暧昧和笼统的名词,叫人听起来不那么刺耳,使人们乐于接受,而不愿提出任何关于亚当的这种“父权”传袭的明确规则,让人们在心理上对于传给何人感到满足,并且知道那些是有权利掌握王权,因而取得他们的服从的人。
,罗伯特爵士既然那样强调“传袭”、“亚当的继承人”、“下一代的继承人”或“真正的继承人”等名词,他怎么可能竟然从不告诉我们“继承人”是什么意义,也不指出认定谁是“下一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