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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肖斯塔科维奇第一大提琴协奏曲有感
肖斯塔科维奇于1959年写下这部协奏曲,其独特的结构及隽永的思想内容令人印象深刻。乐曲的整体方向是阴沉而充满斗争性。这部乐曲在二十世纪的室内乐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多次被不同的大提琴演奏家灌录,魅力经久不衰。
在表达分析这首乐曲的思想内容前,先将乐曲的结构简单梳理一遍。本曲没有采用传统协奏曲的三乐章形式,而将第二乐章的装饰乐段单独作为第三乐章,这是本曲在结构上最明显的创新,第二乐章复杂的曲式结构更是令人感到目不暇接。第一乐章以变化后的DSCH动机(以作曲家本人名字引申出的四个音符)作为主题,通过改变间隔或乐器等方法不断变化以贯穿整个乐章。随后由来源于穆尔索斯基一部民歌的要素接替成为第二主题。第二乐章由一段哀伤的旋律作为开头,并不断被乐队中除大提琴外的其它部分重复,大提琴紧接奏出带有不安情绪的主题,再次被重复。大提琴的第二主题将第二乐章引入高潮后乐曲归于潜伏着不快的平静。第三乐章与第二乐章紧密联系,由大提琴独奏第二乐章主题开始,并辅以拔奏。这类似于于沉思的独奏最终被沉寂已久的变化DSCH动机压过,由此引出第四乐章。一段激烈的上行乐段为我们打开了最后一个乐章的大门,在这个乐章里乐曲的斗争性通过原始DSCH动机的反复出现变形而达到最高潮,一段定音鼓最终结束了这痛苦的斗争。
可以看到,DSCH动机的反复出现将成为解读这部协奏曲的重要入口。肖氏通过不断变形重复这个要素究竟在告诉我们什么?
有些人将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解读为对自身经历的描绘,及对自身情感的表述。这种解读获得了主流观点的认可。肖氏的一生充满坎坷,几乎每一首他的作品都有着自身经历的背景。特殊的时代造就了这位不同凡响的作曲家。他的作曲受政治因素影响巨大,苏联当局对他的两次遣责使他的作品基调各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写下这部协奏曲时的他已近晚年,在政治浪潮中保全自身的他终于获得应有的地位及外界生活表面的平静。但他内心中的浪潮却又汹涌而来,灵魂深处的良心不断拷问着他,这种斗争的情绪在曲中被表现的淋漓尽致。运关于用音乐符号学的角度来思考DSCH的反复出现颇有兴味,从这个角度看,在曲中由自己名字变化的动机不断出现正是他内心斗争的代表。第一乐章是斗争的开始,经历第二乐章中内心的扣问及第三乐章的深度冥想后,斗争终于在第四乐章迎来结果。
我认为对于乐曲现实意义的延伸应到此为止,不过英国乐评人Ian MacDonald似乎还想再前进一步,他将1958年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的作者)获诺贝尔文学奖引起的风波与本曲联系,认为肖氏是有感于这次事件,为支持帕斯捷尔纳克而作本曲。这样的解释实在有些牵强,且不说两者在
肖斯塔科维奇于1959年写下这部协奏曲,其独特的结构及隽永的思想内容令人印象深刻。乐曲的整体方向是阴沉而充满斗争性。这部乐曲在二十世纪的室内乐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多次被不同的大提琴演奏家灌录,魅力经久不衰。
在表达分析这首乐曲的思想内容前,先将乐曲的结构简单梳理一遍。本曲没有采用传统协奏曲的三乐章形式,而将第二乐章的装饰乐段单独作为第三乐章,这是本曲在结构上最明显的创新,第二乐章复杂的曲式结构更是令人感到目不暇接。第一乐章以变化后的DSCH动机(以作曲家本人名字引申出的四个音符)作为主题,通过改变间隔或乐器等方法不断变化以贯穿整个乐章。随后由来源于穆尔索斯基一部民歌的要素接替成为第二主题。第二乐章由一段哀伤的旋律作为开头,并不断被乐队中除大提琴外的其它部分重复,大提琴紧接奏出带有不安情绪的主题,再次被重复。大提琴的第二主题将第二乐章引入高潮后乐曲归于潜伏着不快的平静。第三乐章与第二乐章紧密联系,由大提琴独奏第二乐章主题开始,并辅以拔奏。这类似于于沉思的独奏最终被沉寂已久的变化DSCH动机压过,由此引出第四乐章。一段激烈的上行乐段为我们打开了最后一个乐章的大门,在这个乐章里乐曲的斗争性通过原始DSCH动机的反复出现变形而达到最高潮,一段定音鼓最终结束了这痛苦的斗争。
可以看到,DSCH动机的反复出现将成为解读这部协奏曲的重要入口。肖氏通过不断变形重复这个要素究竟在告诉我们什么?
有些人将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解读为对自身经历的描绘,及对自身情感的表述。这种解读获得了主流观点的认可。肖氏的一生充满坎坷,几乎每一首他的作品都有着自身经历的背景。特殊的时代造就了这位不同凡响的作曲家。他的作曲受政治因素影响巨大,苏联当局对他的两次遣责使他的作品基调各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写下这部协奏曲时的他已近晚年,在政治浪潮中保全自身的他终于获得应有的地位及外界生活表面的平静。但他内心中的浪潮却又汹涌而来,灵魂深处的良心不断拷问着他,这种斗争的情绪在曲中被表现的淋漓尽致。运关于用音乐符号学的角度来思考DSCH的反复出现颇有兴味,从这个角度看,在曲中由自己名字变化的动机不断出现正是他内心斗争的代表。第一乐章是斗争的开始,经历第二乐章中内心的扣问及第三乐章的深度冥想后,斗争终于在第四乐章迎来结果。
我认为对于乐曲现实意义的延伸应到此为止,不过英国乐评人Ian MacDonald似乎还想再前进一步,他将1958年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的作者)获诺贝尔文学奖引起的风波与本曲联系,认为肖氏是有感于这次事件,为支持帕斯捷尔纳克而作本曲。这样的解释实在有些牵强,且不说两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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