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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关系
王逢振天津社会科学 2000 年第 4 期 90 年代,在西方人文学科里出现了一个重要现象——文化研究日益取代传统的文学研究。有些文学教授可能从弥尔顿转向麦当娜,从莎士比亚转向肥皂剧,整个放弃了传统的文学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应该说,这与理论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自从 60 年代以来,西方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理论流派。尽管各有不同的主张, 但它们也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大致讲,有以下四点:(一)它们是跨学科的—话语的效果在其原学科之外;(二)它们是分析和思辨的——力图找出包含在我们称之为性别、语言、意义、著作、主体等诸种事物之内的内涵;(三)它们对常识采取批判的态度—批判那些被自然而然接受的观念; (四)它们是内省性的一对思想进行思考, 探索我们使事物产生意义所用的范畴, 既包括文学实践也包括其他话语实践。这些理论流派大大丰富了对文学作品的研究,或者说为文学作品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这里的理论并非文学理论。那么,它们是什么理论呢?可以说,这种理论表示实践的意义,表示经验的生成和再现的意义,表示人类主体构成的意义——简言之,是关于广义文化的理论。今天,文化研究领域正如它的发展现状一样,是一个各种学科混合的领域,同理论本身一样难以界定。人们可以说,文化研究和理论并行不悖:理论是文化的理论,文化研究是理论的实践;或者说,文化研究是文化的实践,理论是关于文化实践的理论。有些文化研究者抱怨理论“太高深了”,这实际上暴露了一种可以理解的愿望——一种对理论不负责任或不想费力了解的愿望。但是,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就其广义的概念而言,文化研究是理解文化的作用和功能, 尤其在现代世界上文化的作用和功能: 在一个由各不相同的社会群体混合的世界上,在一个由国家权力、媒体工业和跨国公司组成的世界上,文化生产如何运作? 个人和群体的文化身份如何构成?因此,总的来说,文化研究包含文学研究,把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实践来考察。这种文化研究受到一种张力的驱使, 一方面是恢复通俗文化的愿望, 把文化作为人民意愿的表达, 或者让边缘化群体的文化发出应有的声音; 另一方面把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强加的东西,作为一种压迫性的意识形态的构成来研究。一方面,研究通俗文化的关键是联系普通人民生活中重要的东西,与精英主义者所称的文化和生活相对;另一方面,有一种强大的推动力, 力图说明人民如何受到文化力量的影响和控制。文化研究就是探讨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受文化形式的支配,在多大程度上或以什么方式我们能够为其他目的运用文化形式, 在多大程度上我们能够成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主体, 又在多大程度上我们的选择受到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的限制。文化研究的著作特别注意有争议的同一性或身份特征, 注意构成身份的多重方式, 也注意体验身份和传达身份的方式。因此, 文化研究特别注意研究一些群体不稳定的文化和文化身份,这些群体包括少数民族、移民、妇女,等等,他们难以与更大的、他们身处其中的那种文化认同。所以,文化本身便是一种不断变动的意识形态的构成。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间的关系是个复杂的问题。理论上,文化研究无所不包
:莎士比亚和摇滚乐,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过去的文化和现在的文化,等等。但实际上,由于意义的基础是差异, 所以人们与某种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