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少数名族陶艺发展看法.doc

[内容摘要]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来源与背景十分复杂,因此文化形态极为丰富。文化的多样性保留了人类自远古以来各历史阶段产生的工艺,形成一个厚实的传统工艺文化的堆积层,成为研究人类造物历史的弥足珍贵的研究对象。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制陶现状几乎涵盖了人类制陶史上各个不同阶段的工艺特征,是一块原始制陶技术发展演变的活化石。然而,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到来,宣告了传统手工艺所依存的农业社会、小农经济的肢解和破碎。而附属其上的传统制陶术也就不可避免的进入逐步消亡的倒计时。如何完整地记录下这些活着的历史和文化遗存就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工作。虽然,考古与民族学者们为此已经做了大量的文字性工作,但对于制陶术这样的专业性强,内容复杂多样的工艺,仅仅是依靠文字与图片的记录就难免有所疏漏。此时,用影像人类学方法记录就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由陶瓷和影像专业的人士合作拍摄的影片,更能准确地记录这个传统工艺的全貌。少数民族原始制陶工艺影像文化,是识别民族的重要标志。作为我国西南民族地区具有悠久历史文化遗存物的标志——陶瓷,就是其中的代表。西南是我国多民族聚集最为密集的地区,有近30个民族在这一区域里繁衍生息,孕育出独特而多彩的民族文化。然而,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多种原因,长期以来人们在讨论“中国文化”的概念里,往往将少数民族文化淹没在“汉族文化”的概念之中,仅仅是表达特色时偶尔提及。因此,在探讨西南少数民族的陶瓷文化时,也同样是将其淹盖在汉族陶瓷文化的影响之中。以至,人们谈论我国陶瓷文化时,所围绕的主题多是以汉族为主的景德镇、宜兴等陶瓷重镇为代表,这一现象令人甚忧。那么,为何会产生这种文化认知上的片面性呢?究其原因是从汉唐以来,我国文化的主体就被汉民族所占据,而绚丽灿烂的瓷器或紫砂文化,又是汉族最值得骄傲的文化标志。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同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其他民族也一直保持着与自己的文化传统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和造物技能,并将这些传统造物技能同族群共同的记忆和认同密切联系,其制作与使用的承袭并未间断。当然,随着少数民族地区与外界频繁接触而传入的新技术,以及流行文化的影响,进而引发传统物质生活的急剧变迁,陶器制作的传承与生产也已严重萎缩。由此,引发出我们拍摄影片的初衷,即用影像记录的方式,来参与对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制陶术的调查。从文献记载来看,国内学者对西南少数民族制陶术的调查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50年代以汪宁生、李松仰为代表的民族考古者就对此有广泛的调查与研究。八一电影制片厂也在20世纪60年代也拍摄了系列的民族志调查的纪录片。但由于拍摄者观察角度的差异,所关注的重点也不尽相同,比较前辈们所做的调查工作,我们仍然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运做。我们的调查与影片纪录是以制陶工艺技术为核心,并未涉及更多的民族学、人类学的内容,在具体的技术层面上寻找出少数民族制陶文化的特性,并以影像的表述为重点。然而,技术是一种文化现象,由人类发明、掌握与传播。它的发明和应用脱离不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因此,考察一项技术的现状以及它发展和交流的历史过程,应该将其置身于工艺传承的文化生态环境,揭示其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同时,传统的工艺研究历来是民族学、民俗学、美学、科技史等学科共同关注的领域。基于学识所限,目前我们做的仅是制陶技术层面上的传统式的调查与影像记录。为完善下一步的研究与全面了解中国少数民族制陶工艺的整体面貌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一、西南少数民族制陶术的缘起与现状民族是人类依据血缘关系在漫长的岁月中,在特定的生态环境和文化环境中结成的社会群体。秦汉以前,西南各民族先民就已经形成并活动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最早以“西南夷”名称,来记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历史的是西汉时期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他在《史记》中的《西南夷列传》便记述了有关西南少数民族史的重要史料。“西南夷”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民族概念;二是地域概念。说明“西南夷”分布地域广阔,包括的民族种类繁多。西南文化处于多种文化的交汇叠合的边缘地带,从历史上的政治格局看来,西南两千多年都位居中原王朝统治的边缘地带;从自然地理上看,西南山险水急,大小坝子相互隔绝,往来交通困难不便,使西南交错而居的各民族产生了一种相互认同的边缘文化心态和文化封闭性,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各自相对的封闭状态,文化传播的缓慢滞后使得他们的制陶工艺停滞在史前时期。然而,这似乎不能完全解释西南少数民族制陶文化落后的原因,也许文化的发展是有一定的偶然性的,并不是任何文化都会进化,停滞也是文化与生俱来的特征。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自身文化的变化的频率又极其缓慢,频繁的战乱使得它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不能持续进行,同时中原的文化发展在人力与自然资源的需求上也没有必要延伸到这千里迢迢的“荒蛮”之地,而本地的文化是依赖自身环境而存在的,只要环境能够养活他们,他们也就没有必要考虑怎样融入其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