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边防战略思想的发展及其主要特征.doc

两汉边防战略思想的发展及其主要特征两汉时期,疆域辽阔,汉廷与周边的关系,既有友好往来,也有兵戎相见。汉王朝为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安全,防备外来侵犯,对边防问题高度重视。不少政治家、军事家针对不同的政治经济形势, 审时度势,在丰富多彩的军事实践中,曾提出或运用过许多具有时代特征的边防战略思想。对此,学界以往缺乏系统研究。本文拟将两汉 400 余年的历程分为四个阶段,试图勾勒出一个大致的发展轨迹,并分别就不同阶段的边防战略思想及其主要特征,做一简要论列。一西汉立国之初,由于经过长期战争,整个社会“满目疮痍”,经济遭受极大破坏,人口锐减,国库空虚,而且随后的政治形势也相当严峻。如诸侯王各自拥有大片封地,手握重兵,实力日趋强大,甚至“自为法令,拟于天子”, [1] 与中央形成尖锐的矛盾。再就是汉廷的边境受到异族威胁。南方各族,在秦亡之后,赵佗乘中原战乱之机,割地自立。北边的匈奴,雄据一方,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 [2] 并虎视汉廷边境,入侵燕、代之地。面对上述形势, 汉初统治者在“黄老学说”的指导下, “与民休息”,集中精力恢复经济,稳定政局。经济上奖励农耕,减轻租赋等;政治上先后打击异姓王,削弱同姓王,确保安定统一。与此同时,在边防上,则奉行南抚北守、以防为主的战略思想。规劝赵佗,安抚南越,这是汉初的重要思想导向。据载: “时中国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陆) 贾因说佗曰: ‘足下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祸且及身矣。’”“天子闻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诛暴逆,将相欲移兵而诛王,天子怜百姓新劳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令称臣奉汉约”。[3] “使和辑百粤,毋为南边害,与长沙接境。”然高后时, “有司请禁粤关市铁器……于是佗乃自号为南武帝,发兵攻长沙边,败数县焉”。文帝即位后,对南越赵佗,又采取安抚政策: “为佗亲冢在真定置守邑,岁时奉祀;召其从昆弟,尊官厚赐宠之。”并再次派陆贾持诏书出使南越,劝谕赵佗去掉帝号,使其“愿奉明诏, 长为藩臣,奉贡职”。[4] 此后,直到汉景帝时期,赵氏仍然“称臣遣使入朝请”,和汉廷保持和睦关系。严守北境,防备匈奴,是当时汉廷关注的又一重点所在。自高祖刘邦“白登之围”后,汉廷深感军事实力暂时无法与匈奴争锋,因此对匈奴采取了忍辱、退让政策, 多以“和亲”、“开放关市”来换取北境的暂时安宁。文帝还遣使给匈奴书曰: “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之内冠带之室,朕也制之。”[5] 希望双方受“和亲”约束。但“冒顿寝矫”, “暴害滋甚”,仍然经常南下,扰掠中原。于是,汉廷为坚守北境,多次开展了对匈奴的防御战争。例如:汉文帝三年(前 177 年) 五月,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攻掠上郡,杀戮人民。汉派丞相灌婴发车骑 815 万到上郡高奴抗击右贤王。文帝前元十四年(前 166 年) 冬,老上单于率领 14 万骑南向,入朝那、萧关,攻占北地郡,斩杀都尉孙,大肆掳掠人口和牲畜,兵锋直逼京师。面对匈奴的大举进犯,文帝命昌侯卢卿、宁侯魏、隆虑侯周灶等为将军,各率兵万人,分别驻守在长安的西、北面以及上郡、北地、陇西三郡。又命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率车骑千乘、骑兵 10 万,驻守渭北加强防御。文帝后元元年(前 163 年) 冬,军臣单于出动 6 万骑兵,进犯上郡、云中等郡, “杀略甚众”。执警烽火传到长安后,文帝任命令勉、苏意、张武分别率军抵达飞孤、句注和北地进行防守,使匈奴远遁边塞。[6] 可见,面对匈奴的进犯,汉廷根据有限的财力和兵力,进行了几次重大的防御战争,但只是“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 [7] 都是“逐出塞即还”,无力反攻。[1] 《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2] 《史记》卷一一 0 《匈奴列传》。[3] 《汉书》卷四三《陆贾传》。[4] 《汉书》卷九五《两粤传》。[5] 《汉书》卷九四《匈奴传》。[6] 以上均见《汉书》卷九四《匈奴传》及《汉书》各本纪。[7] 《汉书》卷四《文帝纪》。在对匈奴进行防御战争的过程中,当时汉廷有许多政治家、思想家纷纷提出富国强兵、以御匈奴的主张。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主要特点: (一) 积粟输边。贾谊在给汉文帝上书时强调: “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国有积贮, “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若国无积贮, “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而要使国家有积贮,就必须“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1] 晁错在向文帝上书时也强调了“守边备塞,劝农为本”、“贵粟”与“务农”的主张,并提出了具体方法: “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粟,农民有钱,粟有所渫。”“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