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自由的分与合.doc

两种自由的分与合自从以赛亚· 柏林在《自由的两种概念》( tan barry )在为《二十世纪思想家:生平、著作和批评辞典》所撰写的“柏林”条目中指出的,柏林对于道德原则的最终真理的怀疑论使他无力对相互竞争的价值作出判定[1] ,因为价值多元论无法保证自由主义成立的绝对基础,但还是有许多人被柏林对积极自由的一元论、乌托邦和极权主义的批评所感染,并认为消极自由正是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精髓。但是,不管二战之后复兴自由主义的诸公( k. popper , . talmon , i. berlin , f. a. hayek )对极权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的批判和反省具有多么坚实的理据,所谓消极自由亦仍然不过是源远流长的西方自由传统的一个分支和流裔。按照英国当代政治理论家戴维·米勒( david miller )的分类[2] ,西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种主要的自由传统,第一种亦是最古老的自由传统是共和主义的传统,古希腊的共和理念和汉娜· 阿伦特( hannah arendt )所谓新雅典主义即属此一传统;第二种传统即是自由派的传统,如果说在共和主义者看来,自由必须通过某种政治方式实现的话,那么,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在政治终结的地方才可能有自由的存在;第三种自由传统是唯心主义或理想主义的( idealist )自由传统,这种传统把自由的主要内涵理解成自律( autonomy )。无论戴维· 米勒的分类能否穷尽西方自由传统的全部,自由传统的复杂性本身已经足以为经常试图通过复兴、张扬一种传统来反对另一种传统以满足现实的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们提供充分的理论资源。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论战无疑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个最好的例证。但这种抽象的对峙正是以牺牲对自由概念的整全性的理解和把握为代价的。无可否认,批判理论的大师哈贝马斯晚近倡导的程序主义政治观和民主观正是以综合、扬弃和超越这种抽象的对峙为目标的。对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这两种自由观念的分与合作一番观念史的考察将会使我们对当代政治哲学演进的内在理路获得比较真切的洞见。一、从贡斯当到柏林尽管贡斯当被誉为“当时欧洲大陆最著名的自由主义政治家和作家”,“近代自由主义的奠基者之一”。[3] 但长期以来,在通行的政治思想史中,贡斯当的声名并不显赫。如果我们说贡斯当之进入政治思想家的伟人祠主要是得力于哈耶克尤其是柏林的援引,也许并不算过甚其辞。尽管进行长时段的历史类比要冒把复杂的思想史传统简单化的风险,但如果我们说二战后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和他们反复证引的贡斯当、托克维尔的历史境遇有很大的相似性,或者并非牵强附会。先来看贡斯当。贡斯当的社会和政治思想可以看作是对卢梭著作的一种持续不断的评注,法国大革命的经验已经使平民政府受到了怀疑,贡斯当试图问答的问题正包括: 大革命何以蜕化为恐怖统治?为公意观念组成部分的公民品德是否符合近代基督教的意念?对古代城邦制的倾慕和对社会契约式政治参与的维护是否使卢梭误入歧途?贡斯当在 1819 年发表的著名讲演《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 de le libert é des par éeà celle des moderns )正是用来回答这些问题的。[5] 在讲演一开始,贡斯当即提出,区分两种自由类型具有两方面的意义。首先,两种类型的自由的混淆是大革命时期许多罪恶的肇因;其次, 区分两种自由能使我们明白“为什么这种我们今天赖以庇护自由与和平的唯一的政府形式却全然不为古代民族所知。”贡斯当这里指的是代议制的政府形式,在他看来,法国大革命的后果正呼吁我们享受代议制政府的好处。依照贡斯当对两种自由的区分,古代自由的依据只是公民资格,即参加以辩论和公共决策为职能的议事会的权利, “古代人的自由在于以集体的方式直接行使完整主权的若干部分…他们并承认个人对社群权威的完全服从是和这种集体性自由相容的。”这是由于古代的共和国都局限于狭小的领土上,加以贸易不发达而奴隶制度则为自由人提供了闲暇,因之,古代人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公共生活。但古代人在公共事务中几乎永远是主权者的同时,在所有私人关系中都是奴隶,这是由于古代的自由概念没有将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区分开来,因此也没有给个人的权利留下余地,雅典文明那种奔放的“‘个人主义精神’与贡斯当念念不忘的对作为一个人的个人的尊重,有着很大差别。”[6] 其原因即在于希腊的个人主义精神缺乏合法的私人生活领域的观念。但有意思的是, 由于在古代,每个人分享主权并不像今天那样是一个抽象的假定, 而是现实的制度,行使公民权利几乎是古代人唯一的职业和真实的、不断重复的乐趣,因此,每个人都因为自己的投票具有价值而自豪,他们从这种个人重要性的感觉中发现巨大的补偿。现代社会则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全然不同的景象:国家规模的扩大导致每个人分享的政治重要性相应降低,奴隶制的废除和商业的兴起剥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