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部《唐书》的取材与思想的论文.doc

两部《唐书》的取材与思想的论文《旧唐书》、《新唐书》的修撰虽然已经不属于唐代的文化现象, 但要考察唐代的文化,却又离不开这两部唐史。而两部书分别修成于五代前期和北宋前中期,反映两个不同时期对于唐代历史的不同认识。为了对研究唐代文化提供一些阅读方面的参考,特对两部唐史的异同作以比较。一纂修情况考辩了解两部《唐书》的编纂情况,有助于把握两部唐史的异同。同时,也由于有某些问题有待进一步弄清楚,故对两书的纂修情况略作考辩。一、《旧唐书》的纂修《旧唐书》从筹集史料到最后纂成,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三代,前后 25 年,成为整个五代时期最重要的史学活动之一。后梁取代唐朝 14 年,末帝龙德元年( 921 ),便开始搜集唐代史料,以备“勒成一代典籍”。经后梁、后唐两代史馆近 20 年的努力, 到后晋天福六年( 941 )二月,开始进入正式纂修阶段。晋祖石敬塘下诏:令户部侍郎张昭远等修撰唐史,以宰臣赵莹监修。赵莹即从两个方面着手组织编纂。其一,根据史馆所缺史料,奏请下诏购求唐武宗会昌元年至唐昭宗天祐元年“撰述得传记及中书银台事、史馆日历、制诏册书等,不限年月多少,并许诣阙进纳。如年月稍多, 记录详备,请特行简拔,不限资序”。其二,与张昭远一道制定了完整的修史计划,并提出若干具体措施:司天台自唐高祖武德元年至昭宗天祐元年, “为转年长历一道,以凭编述诸帝本纪”;文武两班及藩侯郡牧,各叙累代官婚、名讳、行业、功勋状一本,如有家谱、家牒,亦仰送官, “以凭纂叙列传”;太常礼院、太常寺、大理寺、司天台、御史台、兵部职方、秘书省等部门“备录”、“条列”各相关材料,以凭撰述礼、乐、刑法、天文、律历、五行、职官、郡国、经籍等志。 W[1] 两年以后,赵莹出任晋昌军节度使,离史任, 未竟其业。但是,编纂工作在张昭远的具体主持下,仍然依计划继续进行。因此,史称赵莹“监修国史日,以唐代故事残缺,署能者居职。纂补实录及修正史二百卷行于时,莹首有力焉”[2] 。接替赵莹的是由晋昌军节度使入为宰臣、监修国史的桑维翰,一年多以后,又改以刘昫监修国史。到出帝开运二年( 945 )六月,首尾 5 年,这部唐史最后纂成,由监修宰臣刘昫及张昭远等上奏。后世以此书由刘昫领衔上奏,故题名“刘昫等撰”。从整个纂修过程来看,这部唐史的监修先后调换过 3 人,即首任赵莹,次任桑维翰,刘昫居末。赵莹“首有力焉”,桑维翰依重张昭远,刘昫拍板定稿,他们的作用都不应忽视。三任监修之外,参预纂修工作的,先后总计 9 人。他们是:张昭远、贾纬、赵熙、王伸、吕琦、尹拙、崔棁、郑受益、李为先(一作光)。其中,张昭远始终具体负责其事,用力最勤。贾纬受诏不久即去职守丧,书成前一年起复,主要贡献是其《唐年补遗录》 65 卷提供了唐武宗以后的许多难得史料。赵熙始终其事, “竟毕其功”。王伸于书成之日,身列“恩奖”名单。吕琦预修唐史,史称“有能名”。修成之初,因避石敬塘名讳,不叫唐书,而谓之为《李氏书》或《前朝李氏纪志列传》。二、《新唐书》的“刊修”《旧唐书》修成整整 100 年以后,北宋又重新修成一部唐史,便以先修者为《旧唐书》,新修者为《新唐书》。那么,北宋政权为什么要重新修纂唐史呢? 北宋最初的 80 年间,修史重点始终放在五代十国史和本朝史两个方面。只是进入仁宗庆历年间,才再三提出重修唐史的问题。当时,社会潜伏的种种危机逐渐暴露。对外,长期处于被动挨打的劣势。庆历元年( 1041 )西夏入犯渭州,好水川一仗大败宋军,进而攻占丰州,宋廷朝野震动。接着,便是范仲淹等推行“新政”,力图挽救内外交困的局面。在这样的背景下,张方平数上“平戎策”,并明确提出从《旧唐书》中寻找可资借鉴的事例,说“唐室治乱,于今最近。请节略唐书纪传中事迹,今可施行、有益时政者,日录一两条上进。善者可以为准的,恶者可以为鉴借。”仁宗高兴地接纳了。此后, “遇事有当言者,即取其类者以进。三五日不入,仁宗辄问其故。”时间一久,便命“取所录唐书奏御者,编次为一集留中。”[3] 仁宗君臣面对内外交困的时局,向往唐朝“为国长久”,一致希望效法唐朝的典制、故事,掀起朝堂议政必引唐代故事的风气。这从《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记仁宗庆历以后朝议的内容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另一方面,自中唐以下,中国的学术无论在经学、文学,还是史学等各个方面都呈现出变革的趋势,并逐渐形成新的风气。史学上,显现出的是以《春秋》编年、褒贬义例治史、论史的趋向,极力抨击纪传体史书“叙事依违,失褒贬体”。但五代时期所修《旧唐书》,仍然因循唐代国史遗风,较完整地保留着唐代史学的风貌。到了北宋前中期,新的史学风气大有演变为主流的趋势,重修唐史日渐成为热门议题。仅仁宗一朝,在《新唐书》修成之前,已经出现一批以《春秋》义例褒贬唐代史事的著述,如王沿《唐志》 21 卷、石介《唐鉴》 3 卷、梅尧臣《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