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萨斯理论和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doc

马尔萨斯理论和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 1) (1)100 字一、马尔萨斯理论:认同与挑战两个世纪以前,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 Thomas Malthus )指出,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增长是一种没有节制的自然增长,它将导致粮食的短缺、生存条件的恶化和人民的贫困。马尔萨斯认为:由于一对夫妻在生育没有控制时不止生两个子女,人口将以几何级数增长;而土地面积的扩大和农作物产量的提高都是缓慢和有限的,粮食只能以算术级数增长。因此,一个社会要避免粮食和人口关系的危机,只有抑制人口的增长。在马尔萨斯看来, 17至 18 世纪西欧人通过晚婚和独身对婚姻进行了限制,减缓了人口的生育,形成了从人口体系内部来对人口增长的自愿的、有道德的“预防性抑制”( Preventive check );而中国不仅存在着没有限制的婚姻,而且还存在着没有节制的生育, 因此,对中国人口增长的抑制主要是来自于人口体系外部非自愿的、罪恶性的“现实性抑制”( Positive check ),例如战争、饥荒和传染病。[1] 马尔萨斯关于中国人口的看法在美国学术界得到了认同。从 1950 年代开始,美国学者普遍认为:至 19 世纪初,中国人口的增长已导致了人地关系的失衡[2] 。这一增长造成了过剩人口, 使中国农业经济陷入了停滞的“高水平均衡陷阱”、或“内卷化⒄埂保媫斐闪巳丝谠龀さ穆矶?刮;  3]而 19 世纪中期的太平天国造反和灾荒所造成的巨大人口损失,正是这一危机的表现。[4] 学者们大多认为,具有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特征的传统人口体系( demographic regime )一直支配着中国人口的增长。正如黄宗智( Philip Huang )指出:人口的变化在近代早期欧洲由生育率所驱动,而在中国则主要由死亡率所驱动( mortality-driven )。[5] 进入 1990 年代,李中清( James Lee )、王丰( Feng cEvedy, Richard Jones )的中国人口数据。虽然他们并不完全赞同这套数据,但认为麦—钟数据提供了每 50 年为一期的人口间隔,方便与欧洲的人口史作比较。然而他们对麦—钟数据的使用却存在着错误。首先,麦—钟在数据图上清楚地标出中国的人口在 1850 年是 亿,在 187 0 年是 亿,在 1900 年是 亿。但拉和王把 1850-1900 年整个地视为一个人口上升阶段,没有指出 1850-70 年间的下降。其次, 麦—钟清楚地注明他们明代以来的中国人口数据来自于何炳棣的著作,而雷和王正是因为感到何的著作不够可靠而采用了麦—钟的数据,却没有审视麦—钟数据的出处。[15] 在这些错误之下,雷和王对清代中国人口史的整个讨论不具备可以信赖的前提。李中清和王丰对资料的使用同样具有误导性,因为他们引用其他学者的著作却不完全转述别人的研究成果。李和王的人口数据综合自于何炳棣、杜兰德( John Durand )、席兰( Peter Schran )、以及赵文林和谢淑君的著作。然而,这些学者的清代人口史知识基本上全来自于中央政府的官方记载,他们的著作全需修正。何的著作,正如费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和珀金斯所指出,重点在于中国历史人口的制度和术语,而不在于人口数量本身的准确性。[16] 赵和谢主要是对官方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