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麻雀的劫难与人的悲剧.doc

浅谈麻雀的劫难与人的悲剧.doc浅谈麻雀的劫难与人的悲剧不是“过来人”可能很难想象,在 20 世纪 50 年代曾兴起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消灭麻雀全民运动;而“过来人”对这个“运动”的详情大多也不甚了了,更不知道其中一些人物的命运。麻雀遭劫,最终导致人的劫难。 1955 年,***在组织起草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农业十七条》时, 决定将麻雀与老鼠、苍蝇、蚊子一起列为必除的“四害”。 1956 年元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最高国务会议正式通过的《纲要草案》第 27 条规定,从 1956 年起分别在 5 年、 7 年或 12 年内基本上消灭包括麻雀在内的“四害”。于是, 消灭麻雀的运动正式兴起。 1956 年1月6 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富平县九万青少年两天内消灭七万多只麻雀”的新华社消息:“青年团陕西省委员会已经号召全省五百万青年和少年开展一个‘消灭麻雀运动月’,要求 1956 年内把全省的麻雀全部消灭。”两天后,《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北京市最近一周内将基本消灭麻雀”的报道, 报道中说,“火器营乡的麻雀就是在八天内被基本消灭了的”。在这种形势下, 许多科学家仍顶住巨大的压力, 坦陈麻雀不是害虫,不应消灭。 1956 年秋,在青岛举行的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还专门召开了一次麻雀问题讨论会。虽然不少人因为消灭麻雀运动是领袖和中央的决策而不愿意发言, 但仍有几位科学家公开提出不同意见。中科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员、副所长朱洗先生首先发言。他以历史为例, 说明消灭麻雀的危害。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非常讨厌麻雀,在 1744 年下令悬赏消灭麻雀, 一时间普鲁士的麻雀几乎绝迹。但不久就发生大规模虫害, 腓特烈大帝不得不收回成命,并从外国运来麻雀。随后生物学家郑作新、薛德焙、张孟闻、辛树帜、丁汉波、张作人等都以自己的研究为坚实的基础, 公开反对消灭麻雀。他们退一步说, 要定麻雀为害鸟起码是证据不足, 建议在没有得到科学结论之前要暂缓杀麻雀( 薛攀皋:《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 《炎黄春秋》 1998 第 12期)。但这些生物学家的反对意见并未起作用,消灭麻雀依然成为“国策”。 1957 年1月 18 日《北京日报》发表了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生物学家周建人题为《麻雀显然是害鸟》的文章, 他断定“麻雀为害鸟是无须怀疑的”,“害鸟应当扑灭, 不必犹豫”。他写道:“社会已经改变了, 但旧社会的某些思想方法或观点仍然会残留着。过去时代不少人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界的顺民,不敢有改造自然的想头,当然也不敢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界的主人。”他还说,“还有叫做均衡论的见解, 也妨碍人们改造自然的决心”,“均衡论只强调了静止的一面, 忽略了生物的历史是一个过程”,“均衡论叫人害怕自然界如失掉均衡会闹出乱子”。刚刚经历过严酷的“思想改造”的科学家们, 当然明白“旧社会的某些思想方法或观点”、“均衡论”的大帽子意味着什么,而且, 《北京日报》的编者按明确指出发表这篇文章是针对朱洗等人的观点的。 1958 年3 月至 5月, ***在几次中央工作会议及八大二次会议上, 都号召要消灭麻雀。在“大跃进”中, 消灭麻雀的“群众运动”也在全国进入高潮。从 3 月起,全国各地陆续成立了由地方主要领导担任“总指挥”的“围剿麻雀总指挥部”, 各地都在“总指挥部”的指挥下发动了灭雀大战役,各地报纸作了连篇累牍的报道,有时甚至是整版的宣传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