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信用重释的论文.doc

公司信用重释的论文.doc公司信用重释的论文关键词: 公司/ 公司信用/ 资本信用/ 资产信用内容提要: 国内学界长期以资本信用及资产信用为范畴,对公司信用进行探讨。这种仅仅从狭义角度界定公司信用的分析框架存在很大局限,限制了研究者的视野。实际上,公司信用是一种综合性的现象,与多种因素相关。当代企业理论表明,公司本身是制约机会主义的制度性工具,公司信用在某种程度上是公司法规范效应的体现,主要依赖于公司治理中法律管制与自治之间的平衡。一、目前研究的局限所在经过持续多年讨论之后,学界研究公司信用的热潮现已逐渐冷却下来。不过在笔者看来,这并非是因为该论题的研究目标已完全达到,故而失去了继续探讨的价值。实际上只是说明,公司信用的探讨空间在之前的研究路径上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释放,我们很难再进一步深入下去。所以,本文尝试对学界以往的研究进行一些反思, 以此为基础来探讨公司信用的核心所在。公司信用的论题最早源于江平教授 1997 年的文章(注:江平教授对公司信用有完整的界定。参见江平: “现代企业的核心是资本企业”一文,载《中国法学》 1997 年第 6 期。): “现代企业的核心是资本企业”。文中首次对公司信用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将之归结为资本信用、资产信用、信用破产三个方面。这篇文章发表后的较长时间内,公司信用这一话题并未受到学界更多的关注。赵旭东教授 2003 年的文章“从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才真正触发了公司信用的讨论热潮。. 此后,诸多文献都围绕这一话题展开探讨。撇开学者们所持的不同观点,我们不难发现,资本信用与资产信用始终是他们分析公司信用的基本范畴,其实质在于反思我国公司法的资本制度。所以,随着新公司法于 2006 年完成对严格法定资本制度的改革,讨论渐趋平静。事实上,这场讨论中所达成的共识——公司信用基础并非在于单纯的资本,更在于公司的资产——原本就包含在江平教授的文章之中,只是最初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因而也未得到充分的讨论。不过,笔者在此更想强调的却是这样一个问题: 资本与资产固然是公司信用的基础,但公司的信用却并不是完全体现在资本及资产这两个层面。在资本与资产之外,公司的治理结构、信息披露制度、控股股东及董事等的诚信义务等因素,无一不涉及到公司的信用。故仅以资本信用及资产信用为范畴来讨论公司信用,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正因为如此,有学者才称公司资本信用本身即是一个悖论。(注:在中国资本市场,一方面是严格的资本制度,另外一方面则是公司的信用危机。有学者明确阐述了这个令人困惑的悖论。参见付穹: “公司资本信用悖论”,载《法制与社会发展》 2003 年第 5 期。)但令人遗憾的是,学界始终对这种局限缺乏自觉的反思,最近有学者重新梳理这场讨论的文献之后, 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 “公司信用基础问题研究并无超出公司资本制度和公司债权人保护机制之外的价值”[1] 。这种错误观念必然会阻碍我们将公司信用的研究推向深入。笔者拟从公司信用的界定出发,对研究现状中的局限性及应该展开的方向进行分析。二、合理界定公司信用是研究的前置性问题讨论公司信用必然要给出公司信用的定义。赵旭东教授是用一句简短的话来界定公司信用的: “尽管对信用概念的界定众说纷纭,但在公司法领域内,对公司信用的理解毫无疑问应落脚于公司履行义务和清偿债务的能力上。”[2] 以此为前提,他痛陈我国公司法资本制度之弊,并充分论证了资本信用神话的破灭,由此而提出将公司信用建立在公司的资产之上。他明确指出, “资产信用就是净资产信用,就是公司总资产减除公司总负债后的余额的范围和幅度。净资产越多,公司的清偿能力越强,债权人越有保障。”[2] 。单就赵旭东教授的文章本身而言,无论立论基础,抑或推理过程, 可谓是论证充分、无懈可击。但从公司信用的研究角度来看,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公司信用主要建立在其净资产之上,那么顺理成章,对公司资产负债表的结构进行定性及定量分析就应该成为我们研究中的主要方向。我们看到,赵旭东教授文章的第四部分“资产信用及其结构分析”,正是延着这样的思路展开的。但我们同时必须指出的是,资产负债问题是管理学研究企业信用的重要范畴,法学虽然可以涉足,但绝非能够深入探讨的领地。这也许是我国学界近年来的研究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原因所在, 因为许多文献始终无法超越资本信用、资产信用这些范畴所限定的空间。从根源上看,这是我们试图将公司信用单纯界定为某个具体要素时所带来的结果。当我们从狭义角度将公司信用界定为清偿债务能力之后,也就相应地把研究公司信用的范围限制在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之内了。也许在这个意义上,考夫曼才指出了定义在研究中的危险: “语言上的极端精确,其只能以内容及意义上的极端空洞为代价”[3] (p. 17 )。定义是不可或缺的研究工具,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定义的功能:界定研究范围及方向。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