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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文学本质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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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及米勒等人从解构主义视野动身，提出了“文学终结”论，其意图“终结”的正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文学观，即认为文学具有一种稳定不变的、永恒的形而上学的本质。解构主管是语言问题也好，意义或对象(‘主观’或‘客观的’)也好。甚至允许一个社会群体就一种现象的文学地位问题达成始终的惯例，也照旧是靠不住的、不稳定的，动辄就要加以修订”［1］()。文本的差异性，或者说那个不在场的他者构成了文本的开裂之处，意义的生产之地。缝隙的产生并不是文本本身所造成的，而是依据你所看到的文本，以及在场文本与不在场的文本之间的差异性关系。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流淌性的文学本质观，使得从某种程度上，文本的建制成为一种必要，由于它所确立的一种规章性的“法”，为下一步的解构供应了可能。正如德里达在争辩符号概念时指出的一样，“既然这些概念对我们目前动摇包括这些概念在内的那笔遗产必不行少，我们就不要轻易抛弃这些概念。在此范围内，由于我们要通过迂回的、始终危险的行动，不断冒重蹈它所解构的东西的覆辙的危险，我们应当对这些评论的概念进行仔细而全面的阐述，要指出其有效性的条件、中介和限度，严格确定它们与它们所解构的机体的附属关系，同时表明那难以名状的一丝光线所透过的裂缝”［1］()。这种迂回的、始终危险的策略，甚至可以说，是不断游走在随时可能蹈其覆辙的玩耍，在德里达那里，成为一种带来责任的“双重约束”，不断消逝在他的思想之中［2］()。由此，文学的终结成为了新的可能性的成长之地，甚至在本质的解构看来，“假定有称作文学的这种东西的这种似非而是的结构体，那么，它的开头便是它的终结，它始由于它本身的设制性的某种关系，这就是它的脆弱性、它的缺乏独特性、缺乏客体。它的起源问题直接就是它的终结问题”［1］()。“法”使得文学得以成为“文学”，但同时，由于这种“法”的存在，使得文学不再是它自身所设定的那种超越了“法”的文学，而是一种文本间的流淌，这便成为了文学终结的裂开之处。
“书”的终结
在德里达看来，文学的终结还伴随西方传统中的“书”的观念的终结，同时也是一种线性模式的终结。德里达在其著作中多处都提到了“书”的观念。他认为，“书”不仅仅是一种封闭的实际对象，更重要的是一种与逻各斯语音中心主义亲热关联的观念。从柏拉图开头，书写就被分为了灵魂的、内在的、良心的书写，并和***的、外在的、***的书写相对立。前者与语音联系在一起，后者则与现实的文字联系在一起，前者是神性的，后者是世俗的。而到了中世纪，这种好的文字则被认为是“上帝之书”，是那本我们只可以膜拜和从内心无限接近的真理之书，而坏的文字则是非自然的、镌刻在人性之上的人类铭刻。在卢梭时代，这本书则成为了“自然之书”———“因此，文字(writing)有好坏之分:好的自然的文字是内心和灵魂深处的神圣铭文;堕落的人工文字则是被放逐于***的外在性中的技巧”［1］()。而这种好与坏的区分就在于，好的文字(书写)实际上是难以达到的，也就是柏拉图意义上的不能书写的言说，文字是遗忘的力气，是对于将声音和意义结合起来的统一体———语音的僭越。没有文字时，逻各斯就存在于语音自身之中，而文字作为语音的再现，“符号的符号”，使得逻各斯离开了自身。由此，西方传统中始终希望能够透过文字这个中介去熟识另外的那种书写，那本无以言说、难以书写的自然的、上帝的大书。在这个意义上，“书”就超越了实体，而成为了一种隐喻:“这种书本观念就是能指的有限或无限总体(Totality)的观念。只有当先于能指而存在的所指构成的总体监视着它的铭文和符号，并且在其理想性方面独立于它时，能指的总体才会成为总体。不断指称着自然总体的这种书本观念与文字的意义(TheSenseofWriting)大异其趣。它是对神学的百科全书式的爱惜，是防止逻各斯中心主义遭到文学的瓦解，防止它受到其格言式的力气的破坏，防止它受到一般差别的破坏(我们以后将进一步说明)。假如我们将文本(Text)与书本区分开来，我们可以说，就像现在各个领域所消逝的那样，书本的拆毁意味着剥去文本的外衣。这种必要的暴力是对一种不必要的暴力的回应”［1］()。因此，可以看到，宣告“书”的终结，也就是一种对于逻各斯语音中心主义的解构，从而将文本从“书本”的观念中解放出来，从而使得文本得以在不稳定的、没有中心的、边缘化的网络中流淌。
正由于对于文本及文本间的差异性和流淌性的强调，使得德里达指向了对另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模式，即线性模式的批判。正由于书写被分为了好坏，而预设了一个大写的“书”的存在，使得一切的书写都必需依据逻各斯的时间序列来进行。文字的线性化在索绪尔那里就体现为“能指的线性”。这种音位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