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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跨学科对话
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跨学科对话
当代中国话语体系构建研究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时代课题,也是一项跨学科的时代课题。为了推进和深化该课题研究,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于2016年11月27日在武汉蓝天花园酒店举办了马克思主义话语符号学理论与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建构学术研讨会,来自复旦大学、四川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多所知名高校的30余位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话语符号学理论与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相关问题展开了跨学科对话。现就会议内容综述如下: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话语符号学理论
当代中国话语体系构建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话语符号学理论的建设,会议在马克思主义话语符号学理论建设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
武汉大学赵士发教授认为,方法论创新是学术创新的重要前提之一。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研究在今天遇到了一个瓶颈,体现在方法论上是缺乏必要的理论自觉与创新。这是目前学界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方法论、世界观与价值观是统一的,科学研究需要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与方法论指导。就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在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研究中较为流行的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与方法论,特别是西方的符号学理论与话语理论。这体现在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文学、哲学等诸多学科领域。中国话语体系构建研究作为一个时代课题提出来,本身就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苏东剧变以来,中国学界的世界观、价值观与方法论危机,全盘西化导致的中国主体性缺失,以及理论、制度、道路与文化上的自我矮化与不自信的结果。因此,未来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现方法论上的自觉,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和方法论,建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符号学理论,以此为指导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当代中国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话語符号学理论是一种跨学科的方法论,需要不同的学科进行分工协作,共同研究。
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教授唐小林认为当下我们应当思考如何将符号学引出书斋,引入当代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以及如何将批判性的符号学转化为批判性与建设性相统一的符号学,这就要求必须建设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开掘符号生产力,这是符号学这门学科能否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本文由论文联盟果的关键问题。唐小林引述四川大学赵毅衡教授的观点说明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走的是一条文化批判的道路,它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符号增殖特征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并且把大众文化仅仅作为批判的对象,这就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建设性的不足,使马克思主义不能正视大众文化的存在,没有能够对20世纪以来人们生活世界的重大变化给出合理的解释。面对这种局面,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和基本的理论环节上,建立一个面对时代、面向未来的建设性的马克思主义。置身于今天这样一个信息社会,建设性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形态必然体现为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建设性的马思主义符号学应当围绕以下几个基本原则展开:一是正视数字化的时代,坚持对现实社会和未来的解释权。二是必须回到商品分析这个基本环节,明确文化劳动为商品生产增加符号含量和文化价值。三是重视新兴产业的劳动者,将其视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四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一样,勇于想象未来并参与未来的建设。
话语符号表意功能的实现离不开接收环节。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何萍教授把关注点放在话语的接收环节上。话语能否被接收以及接收的效果不仅取决于话语本身,而且取决于话语提供者与接收者的社会关系、阶级地位和文化背景等因素。何教授举例说,一带一路构想是中国谋和平、促发展、求合作的明确表达,但是当前国际竞争的激烈化以及中西交流的文化隔阂导致这一构想所传达的理念在进入西方主流舆论方面还面临一些挑战,这是我们国家需要解决的问题。当代中国的主流话语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虽然体现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但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的复杂化和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如何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人民群众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联系起来是摆在理论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这一情况要求我们认真检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努力将马克思主义丰富的学术资源转换为能够说明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话语,从而提升人民群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自觉性。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陈曙光教授也把关注点放在话语与其背后因素的关联上。他着重论述了话语与权力的相辅相成的或隐秘性的共谋关系。首先,国家权力构成话语的支撑要素。只有依靠国家权力的支撑,话语才能够上升为一种话语权力,才能形成和巩固其合法性。其次,权力可以凭借其地位制造关于其自身合法性的话语。正如福柯所认为的,权力在扩散和渗透的过程中制造了一系列自封为科学的知识。当今西方凭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