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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潜与喧哗中的建构
纵观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创作,多元并举的背后是焦虑与困惑共存,相对沉寂,日趋边缘。而走向自觉的诗歌批评却在沉潜与喧哗中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批评家和诗人们对诗歌精神、诗歌资源、表现形式、写作技艺、语言策略等方面的研讨,使80年代业已取得丰瞻成果的诗歌批评,继续在批评的深度、广度和力度上不断拓展,以其优卓的表现,为推进新诗创作和理论建设作出了不容置疑的积极贡献。

特定时代语境中的诗歌精神求索

任何文学批评,都应该而且必须基于文学发生与发展的历史语境,透过文本生成的具体语境解读或重建文本的意义,实现“历史的文本化和文本的历史化”。脱离特定时代语境的批评,无论其“体系”如何圆满,都是自恋性的失根的批评。价值失范、精神匮乏、大众文化甚嚣尘上的90年代的特殊历史语境,注定了这一时期诗歌创作在杂乱无序中依然显现着个人化、多元化、浮躁化等特点;而这一时期的诗歌批评,在进入复杂的时代境遇和历史语境之中建立更能够彰显本土化、文本化、生命化、历史化的诗学时,必然不由自主地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当代诗歌精神建设的追索。这既是诗歌写作本质的要求,也是诗歌批评的必然走向。因为“诗歌表达应是人类不同层面一定意义上的精神价值取向,诗歌表达的内在精神气质本身也是一定时代人的精神气质的体现,对这种积极的精神气质的追求同样是诗歌和人的本质定义”。
①对90年代特定语境下的诗歌精神建设的自觉追索,不仅成为许多批评家持续关注的一个焦点,而且成为构建当代诗学的一个重要方面。
19世纪以来风行于西方现代诗歌的两大精神主题——社会批判和人本主义精神的张扬,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写作和批评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90年代的中国,在市场化大潮的冲击下,旧有的许多观念、信条、原则、规范等都极大程度地遭到了质疑甚至颠覆,面对物化严重的消费声浪,肇始于80年代的“先锋情结”依然弥漫于诗坛,而过度张扬“个人主体”的自我中心价值体系定位,又导致了90年代诗歌写作对社会责任、历史良知和社会批判精神的某些缺失;加上不少诗人不屑或不愿对自身精神品格进行提升,纷纷陷入诗歌语言和技艺探险的困境之中,在更加纯粹的私人化的语言、技术打磨中,大量的诗歌文本成为知识或语言的繁衍物,诗歌与读者更加疏远。针对诗歌写作中“精神钙质”的大量流失和诸多诗人在现实中“失意的栖居”,对于诗歌创作中以维护诗的独立尊严为借口而对现实有意的回避、疏远甚至隔膜,不少优秀诗人已经开始意识到:对大众生存、社会公正和人的尊严的关注,似乎从来没有像这一时期变得那样急迫与严峻,诗歌写作必然要直面一个时代及其主体生命的层面,要在诗意化的揭示、呈现中,确立该时代的价值、尊严、情感、意志和审美等立场和精神,以诗歌特有的方式抵达对该时代命名的一种精神向度。而批评家们则充满自信地站在理论的高度,通过对这一时代独有的文化特征的考量,通过对90年代诗歌创作的宏观考察和微观***,对重建诗歌精神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
针对物欲化影响深重的诗坛,如何实现诗歌此岸与彼岸间的理想救赎,刘翔提出了“新理想主义”,从“综合性、历史感和现实感、理性、人性深度、悲剧性和批判”②六个层面,阐述了对当代诗歌精神的深入思索;李震则坚决主张打破90年代初诗坛流行的“神话写作”,他认为企望假设的“神”来救赎当代的灵魂,只能像海子那样成为“神”的祭品,而“人性”书写的回归,即从对虚妄的“彼在”的追问向对切实的“此在”的现实境遇还原,可以成为当代诗学精神建构的一个值得关切的向度;王岳川从批判工具理性、历史理性、吁请“人文理性”出发,肯定“真正的诗人在后现代问题成堆中浮现出来,站在这个世界高处。他们思考,反省,求诸内心,反身而诚,以清醒的头脑思索工具理性的异化,以犀利的笔锋挑开历史理性的谎言,终于在人文理性层面发现了自我生命存在意义,发现自我良知的构成,同时发现了清醒的自我对迷惘的世界揭底的重要性”。
③而郑敏、白桦等老一辈批评家,更看重如何承继诗歌传统,将自觉的主体“承担”意识与弘扬儒家传统,能够在当下的语境中得以具体落实。
在“精神的逃亡与心灵的漂泊”④弥漫的90年代诗坛,当一批“普遍价值失落”的诗人们扎堆地扑向麦田“复制现代农业牧歌”,寻找所谓的“精神家园”时,批评家们很快便发现大量华丽、苍白、雷同的“麦地诗”,其实不过是一种无根的找寻,不过是失意的诗人虚幻的精神乌托邦而已。这种清醒的一针见血的指认,是对诗人精神家园找寻中偏向的有力纠正,它促使诗人们及时地打量先锋诗歌以来诗人心灵高地的失守与固守,提醒其应开始新的集结与突围,虽然突进的目标仍不十分清晰,但前方的隐约召唤却是真实的;而具有某种根性的精神漂泊和逃亡,闪耀在许多诗中,又使其自然地有了某种厚度和大气。诗人兼评论家周伦佑所言不无道理:“诗人是没有也不需要家园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