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丁的女性服饰经济叙事.doc

奥斯丁的女性服饰经济叙事
摘 要:奥斯丁作品中任何一个关于女性服饰的经济叙事都具有深刻的含义,它们不仅能使情节更丰富、场景更逼真,而且还是塑造更丰满人物形象的手段和展示更真实社会图景的工具。通过对奥斯丁书信和小说中的女性顿太太显然要简也夸奖她几句。埃尔顿太太接着又说:‘在一般情况下,谁也不会比我更不讲究衣着了——但是在这样一个场合,人人都拿眼睛盯着我,我不显得比别人寒酸。在这屋里,除了我的以外,就见不到还有什么珍珠’”。[7]328埃尔顿太太口口声声说自己不讲究服饰,却又大谈特谈自己的穿衣效果和珍珠数量,一股争强好胜的虚荣气息弥漫全场。当莫兰小姐正兴趣浓厚地谈论亨利·蒂尔尼时,索普小姐为使自己成为话题的焦点,便假惺惺地问莫兰是否喜欢她那件还算昂贵的长袍。这话题的窜入不但与整体气氛不协调,而且将索普小姐意欲人前显胜的虚荣心暴露无遗。
二、书信中的服饰经济叙事
在奥斯丁的书信里,服饰经济叙事随处可见。这种在其小说中不可多见的豪放式叙事话语,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活泼有趣、富于幻想和独立自主的“***”奥斯丁形象,一个“对服饰经济有自然而真挚的情感,以独到经济视角展现社会情怀”[8]98的女性形象。 1798年10月27日,奥斯丁写信给远在肯特的卡桑德拉,讲述自己在斯蒂文顿的一次购物体验。在逛了一家名为“里德斯夫人”商店后,奥斯丁对那里商品的数量和质量都非常失望。后来店主建议她可以前往伦敦购置所需之物,她这才略感欣慰。在这次购物之旅中,奥斯丁购买一些质地上佳的黑色颜料。她告诉姐姐:“我买了一些日本颜料,下周就可以开始拾掇我的帽子了,这可是维系我主要乐趣之所在的东西了。”[9]16奥斯丁将“拾掇帽子”视为其人生的主要乐趣,这听上去或许显得诙谐有余、真实不足。但像修改旧衣服、拾掇帽子之类的事情,对奥斯丁来说却具有非常重要的实际经济意义。“旧衣翻新、帽子染色等做法不仅可以使她有焕然一新的外貌,可以帮她节省很多重新缝制的时间,避免因价格难沽而产生的悲戚,还可以为她在舞会上赢得更多的赞赏”。[10]57
在其名著《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2017)中,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对现代文明社会中的无理性和无意义的消费****性进行了尖锐批判。他认为,时尚既虚空又不值一驳,在服装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服装在时尚细节上的表面用途,通常落得一个明显的做作,而其实质上的虚有其表发挥到淋漓尽致令人难以忍受时,人们就借由新的风格来逃避,但新的风格必须符合博得彩声的挥霍无度和徒劳无功的要求。其虚有其表的程度也会发挥到其前身那样令人厌恶的地步,而挥霍法则这时可提供的唯一解套之道,就是在某些新的架构中寻求慰藉”。[11]132然而,从奥斯丁书信中的服饰经济叙事可看出,她对凡勃伦斥为“本质上丑恶”的新样(即时尚)的追求并不反感。视衣帽改造为“主要乐趣”的说法反映了奥斯丁对自我装扮的接受与实践。在1798年12月的一封书信里,奥斯丁将姐姐对购买一件价格合适的新睡袍的思虑看作是“一个令人极其欢愉的时刻”[9]30。在1799年6月的一封书信里,奥斯丁谈到了在巴斯购买的一件斗篷,“那可是三年来一直在找寻的”,而且让她们都“兴奋不已”[9]45。有一次她在信中写到姐姐从伦敦给她买的一件斗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