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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舆论监督不需要授权
宋志标 今年下半年,我国的舆论监督遭遇多事之秋:7月份,南京出台舆论监督稿件审核制度,要求媒体在采写批评稿件时,必须要征得当事者,特别是批评对象的签字同意。此事一经披露,立刻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轩然大波。有论者媒体舆论监督不需要授权
宋志标 今年下半年,我国的舆论监督遭遇多事之秋:7月份,南京出台舆论监督稿件审核制度,要求媒体在采写批评稿件时,必须要征得当事者,特别是批评对象的签字同意。此事一经披露,立刻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轩然大波。有论者认为,如此做法必然将媒体在舆论监督上的最后一点尊严都抹煞掉。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浙江在7月份出台《舆论监督制度实施办法》,意图用地方立法的形式,确认舆论监督的合法性。8月份,广东省出台《政务公开条例》,从事权、人权和财权等三个方面,确认了公民、法人以及组织机构的政务公开权利人的地位,享有要求政务公开、获取政务资讯的权利。最近,北京也出台了与此有关的政策。
从表面上看,比如在浙江和广东,似乎媒体的舆论监督是受到鼓励的,实际上没有这么乐观。地方政府出台有关法规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自身的治理效力,它的直接后果是,舆论监督的解释权被进一步“收拢”到地方政府的职权范围内。新闻媒体――在事实上――面临的是中央和地方对于舆论监督的两种监管网络,因此,仅就新闻媒体的主动性而言,媒体舆论监督的大环境不是更宽松了,反而是更加逼仄。
此外,既然已经有了浙江和南京这样的前例,我们不能排除会有更多的省份效法它们,对舆论监督进行或“左”或“右”的地方立法。更能确定的是,与这一进程同时展开的也将是新闻监管条例将会更加繁复、更加具体。
作为这一管理政策立竿见影的影响就是,诸如《南方周末》、《焦点访谈》、《中国青年报》等以批评报道见长的媒体无法再刊发批评性的稿件,它们不得不调整报道思路和报道方针,被迫进行内容上的、甚至是本质上的结构转型。关键问题是,受众又在多大程度上容忍这种强迫性质的转型?这种媒体的大幅度深层次转型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成功?甚至是,会不会就此成为走向式微和衰落的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