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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左联——三四十年代左翼文学阵线概观
历史背景
1925年鲁迅因支持“女师大风潮”进步学生而被免除教育部公职;
1926年段祺瑞政府“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写下《记念刘和珍君》,因遭追捕,赴厦门大学任教,同年12月应邀前往广州中山大学任教;
历史背景
1927年发生“四一二***政变”,4月29日,鲁迅因营救进步学生无果愤而辞职。9月离开广州赶赴上海。
“造成一条战线”
1926年底鲁迅正是因为郭沫若的邀请才来到中山大学,当时创造社的主要成员如成仿吾、郁达夫等也都到了广州。鲁迅行前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专门写到“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成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
郭沫若因随师北伐未能与鲁迅见面,但当时创造社的“三驾马车”之一成仿吾当时邀请了鲁迅共同签署《中国文学家对英国智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鲁迅是创造社成员之外唯一的署名者。当时鲁迅与创造社成员有着相当融洽的关系。
“革命文学”论战
郭曾通过郑光奇等联系鲁迅合作,鲁也同意了,并建议恢复《创造周刊》作为共同园地。但恰在此时,成仿吾从日本带来了“无产阶级文学”,当时成认为《创造周刊》已经不够革命了,应该另起炉灶,他把在这一点以及对鲁的看法带给了创造社的其他人,最终他们将《创造周刊》改为《文化批判》,单方面终止了和鲁的联合,并开始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地观点来批判鲁。郭在《离沪之前》中认为以鲁为主要撰稿人的《语丝》“反动空气弥漫”。从此,鲁与创造社诸君子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拉开了序幕。
“革命文学”论战
1928年有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随后有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均将矛头直接指向鲁。鲁于是对除了郁达夫外的创造社诸君子均无好感。鲁以《“醉眼”中的朦胧》与《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回应,批判对方的无理取闹和宗派主义,并指出对方在理论上难以找到支持,便开始人身攻击,为了攻击而攻击的荒唐行径。
“革命文学”论战
28年郭沫若化名杜荃以《文艺战线上的封建欲孽》直接卷入,认为鲁迅是连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都不曾把握的封建遗老,认为鲁迅与现代世界是隔膜的,斥之为“封建欲孽”“二重***”“法西斯蒂”。
“革命文学”论战
28年3月太阳社的钱杏邨发表《死去了的阿Q时代》,太阳社也加入对鲁迅的围攻。
因为对鲁迅、矛盾等人的批判,创造社与太阳社形成了一种“联合阵线”的姿态,但二者之间也有互相指责,分歧最大之处就是革命文学的“发明权”。
后来两社虽然冰释前嫌,但仍未解决他们同鲁迅的龃龉。
“革命文学”论战
在“革命文学”论战中也有不少人把“革命文学”当成一种时髦,宣称自己“转换方向”“成为最进步的无产阶级作家”,同时也故作姿态的去批判“落后”的鲁迅,如过去写言情小说的作家张资平之流。
“革命文学”论战
这场论战毫于疑问地极大震动和刺激了二十年代末的中国文坛,因大革命失败后而沉寂的左翼文化运动也随之重新崛起,在此过程中,创造社、太阳社的一批年轻共产党员表现出了十分可嘉的的革命热情,但他们也难免在***中夹杂着偏激的情绪,于是鲁迅、矛盾等文坛“老人”便成了批判的对象。
瞿秋白后来评价说,无产阶级的文艺,往往经过革命的小资产积极作家的转变,而开始形成起来……一方面有其重要的革命意义,另一方面难免产生一种由小资产阶级急性病和幼稚病所产生的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