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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历代诗文存
醉石
一、先秦
4000多年前在庐山紫霄峰上,大禹治水时,尝登此,刻字于石室中。好事者缒入之,摹得百余字,字奇古不可辨。只“洪荒漾,予乃檋”六字可识。这是留传庐山最早的文字记录。
庐山古称敷浅原,大禹时所作的《禹贡》有庐山古称的记载。《》曰:“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明末名士,著名文学家夏允彝断言敷浅原即庐山,“敷浅原之为庐山审矣”。
“庐山”见之于现存的古籍,首见战国末年、魏国史官于公元前229年至225年所著的《竹书纪年》:“(周康王)十六年,王南巡狩,至九江庐山。”周康王钊,约于公元前11世纪在位,是西周的第三位君主,故庐山之名最早起于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早年的《竹书记年》早已遗失,现版本是以明朝留存版本为参考)
战国末年的《山海经》等书又称庐山为天子都、天子障、南障山等。《》中亦有:“庐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泽西,一曰天子障,又曰三天子障,山在闽西”之语。
二、两汉
与魏国史官《竹书纪年》相隔一百年,西汉司马迁又将“庐山”之名载于《史记》。《》中有“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之记载,“庐山”之名始见于此。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登上庐山的文人。
司马迁上庐山,翻开了庐山人文活动的崭新一页。庐山开始令世人瞩目,跃居天下名山行列。这在东汉班固《》中有记载:“元封五年冬(公元前106年),上巡南郡,至江陵而东,登礼潜之天柱,号曰南岳。浮江自浔阳出枞阳,过彭蠡,礼其名山大川,北至琅琊并海上,四月至奉高修封焉。”《》则如是记:“上巡南郡,至江陵而东。登礼潜之天柱山,号曰南岳。浮江,自浔阳出枞阳,过彭蠡,礼其名山大川。”从汉武帝此次出巡路线看,祭把的名山当中就有庐山,并给汉武帝留下了深刻印象,乃“以潜之天柱为南岳,以庐山为贰”,列入西汉祀典。
从现在能查找到的古籍看,最早题咏庐山的诗为东汉顺帝建康元年(144)“庐山君”之女“婉”所作的《琴歌》:“登庐山兮郁嵯峨,唏阳风兮拂紫罗;招若人兮濯灵波,欣良运兮畅云柯;弹名琴兮乐莫过,云龙令兮登太和。”但“庐山君”究竟为何人?转载此作的晋代祖台之《志怪》,只说是庐山的一位神仙,实名未有,其女——“婉”,就更虚缈了。
今本《搜神记》卷四《建康小吏》条亦有曹著的简单记载:“建康小吏曹著,为庐山使所迎,配以女婉。著意不安,屡屡求请退。婉潸然垂涕,赋诗序别,并赠织成裈衫。”汪绍楹校注本谓:“本条未见各书引作《搜神记》。”则是否为《搜神记》原本,亦有可疑。而祖台之《志怪》则较为详细周密。
三、三国
庐山的历史,三国以前,传闻多于真实,三国以后,大体有据可考。星子县温泉镇的杏林便有一段十分美好的传说。
《董奉传》载:“董奉,字君异,三国吴时闽之候官也,隐庐山,为人治病不受钱,惟令种杏一株。”
据东晋著名道教学家葛洪《神仙传》卷十记载:“君异居山间,为人治病,不取钱物,使人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十年,计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董奉曾长期隐居在江西庐山南麓,热忱为山民诊病疗疾。他在行医时从不索取酬金, 每当治好一个重病患者时,就让病家在山坡上栽五颗杏树;看好一个轻病,只须栽一颗杏树。所以四乡闻讯前来求治的病人云集,而董奉均以栽杏作为医酬。几年之后,庐山一带的杏林多达十万株之多。杏子成熟后,董奉又将杏子变卖成粮食用来贩济庐山贫苦百姓和南来北往的饥民,一年之中救助的百姓多达二万余人。
《真仙通鉴》记录了他的精湛医术:“奉居庐山时,为人治病。有少许病癞濒殆,自载诣奉。奉请坐密室中,以布五重缄其首,敕家人毋相通。俄有物人其室,通舐之,痛不可堪。废其舌可大尺许,气息如牛,久乃去。始解布,与少水饮,旬日少年体尽出无肤,痛甚。又旬日,生肤如凝脂,癞尽愈。”
正是由于董奉精湛的医术和行医济世的高尚医德,赢得了百姓的普遍敬仰。庐山一带的百姓在董奉羽化后,便在杏林中设坛祭祀这位仁慈的道医。后来人们又在董奉隐居处修建了杏坛、真人坛、报仙坛,以纪念董奉。如此一来,杏林一词便渐渐成为医学的专用名词。
四、两晋
佛学对东晋山水审美意识与山水游记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以慧远为首的诸道人以佛眼看庐山,形成较为集中的游记创作群作。其作品融铸了大自然的生命活力和佛理的空明玄寂,体现出玄理与地志的双重影响,可视为游记成熟的标志。宗炳对山水观照进行了美学阐释,表述了澄怀味象、与道冥合的玄理旨趣,代表了慧远一派山水游记的艺术趋向。
西晋史学家司马彪著《续汉书》,其《地理志》载:“庐山西南有双阙,壁立千余仞,有瀑布焉”,指的就是石门涧,该志被后人补人《后汉书》,这是庐山胜景在史籍中最早的记载。其后,东晋高僧慧远撰《庐山略记》,杏林、香炉等名称始见。
东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