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历史类】绿月亮.pdf

前言
月亮是银色的、金色的,怎么会有绿色的呢?
我的长篇小说为什么题名《绿月亮》?有的朋友问我。
有人还提出,你既然把小说的背景放在“文革”时期,为什么不着重
写几个造反派”的头面人物,而要饱墨浓笔去描绘三个已摒弃在政治中心之
外的社会渣滓色狼、小偷、杀人犯?
我的小说不是写“文革”过程,而是写活动于“文革”中的人,生活
是复杂纷呈的,一个大时代的动乱是由各种人物构成,虽然有主有次,但作
家却是从他的最佳视角来选择人物、故事。
我亲身经历了“文革”的十年动乱,但我最熟悉的还是那些由高墙围
着的监狱。当时,我受“四人帮”爪牙的迫害,没有判刑,却在五个监狱中
关押了七年。
一个作家有各种融入生活的方式,有的可以在生养他的土地上从容品
味人生,有的由于职业的方便能细致了解工人、农民、战士,但是,有几个
作家能一身黑色囚服,在监狱中脚镣手铐地一蹲七年呢?
初进监狱我是既紧张又悲观,也不断思索,世事怎么这样不公?我这
一生就这样完了?但从“四人帮”的爪牙对我一再严刑逼供却无法给我判刑,
惧怕监狱中有人同情我,多次把我转移关押,使我省悟“飘风不终朝,骤雨
不终日”的至理,从而能逐渐调整心态,力求泰然处之,时间长了还设法弄
来文学书籍阅读,并偷偷写完了长篇小说《断肠革》的初稿。
文学真是充满了魅力,当我重又贴近它时,忘记了自己仍身处苦海,
而是睁大眼睛去捕捉生活、用心观察各种犯罪人物,了解他们熟悉他们。
“文革”时,监狱虽然被高墙围着,但并不能隔断与那混乱社会的悄然
联系,首先是那些正直的监狱管理人员在“砸烂公检法”的口号中,被作为
“走资派”打倒了,代之的多是目无法纪又缺乏管理水平的“造反派”,这
很使那些不愿老实服刑的刁顽犯人高兴,正是他们给了有隙可乘的机会,在
他们看来,不该红的红了,不该绿的月亮也会变绿,于是越狱的事一再发
生⋯⋯
当时我这个“政治犯”在监狱里的处境比那些刑事犯还不如。那些被
一一捉回来的越狱犯对我也从不避讳,还向我津津乐道越狱后的各种奇闻趣
事,使我大长见识。原来这些罪犯的心态极其复杂,如果没有“文革”,这
些沉渣也不会迅速浮起吧?也更加强了我对他们的了解。
年初我的冤案平反后,回到了创作岗位,那时候,“伤痕文学”正
风行,以我的生活积累,本可多写些这类题材,但我却写得少,不愿贸然开
启这座生活的库门。我认为,生活经历对写作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能否透
彻地剖析准确地描述,上升为艺术品。我似乎是有一大罐上好原料的酒,酿
成尚待时日。那些年,我一边写作读书,一边苦苦思索铺排组织构思,直到
年才开始动笔,前后费时五年,四易其稿。
我写得颇顺手,那些人物事件我太熟悉了;也改得辛苦,要使一部作
品能吸引人,怎敢一挥而就!
人物和小说的结构都曾长久使我苦恼。小说是写处境特殊个性复杂的
人,不能脸谱化。近几年小说的结构也成了某些以大师自居的人的嘲弄对象,
有的人就说:“有人说长篇小说是结构的艺术,我总怀疑说这句话的人并没
写出好的长篇小说。”我却对结构不敢忽视。多年的创作实践,深感小说的
结构实际是考验作家对生活的筛选能力,孙犁先生就说过:“创作长篇小说,
感到最困难的,是结构问题。”他还说,“长篇小说的结构,并非出现于作者
的凭空幻想之中,而是现实生活在作者头脑中的反映,是经过作者思考后,
所采取的表现现实生活的组织手段。”孙犁先生都不轻视长篇小说的结构,
足见那些自以为可以天马行空信笔涂抹的人的浅陋狂妄!
《绿月亮》先后在多家刊物连载后,得到了许多热心读者和评论家的
肯定。多年屈辱苦难和辛勤劳作写成的书,终于得到了认可,我颇高兴,我
是年秋出狱的,待我把这部《绿月亮》改定出版,时间却已过去近
年。
岁月何其匆促,人生又何其短暂,也深感一部长篇小说的构成多么不
容易,这其间积聚着多少难言的悲欢!
一
“墙太高了!”
乌龙瞟了一眼那顺着起伏山势筑起的厚实大墙,低声对走在身后的罗
盘说。
罗盘低眉垂眼地看也不看那围墙。何必看呢!半个月前,他刚送进这
个劳改煤矿,就悄悄把这道全用大石块砌成、五公尺高的大墙观察得很清楚。
这围墙又高又陡,又厚又实,就是能飞墙走壁的好汉也难以攀越。东西两边
墙角的碉堡里还有卫兵放哨,到了夜里,探照灯那强烈的光柱便四处扫射⋯⋯
阴沉的天空在落雪,围墙内外很快就成了一片银白的世界。这高寒山
区的雪,不像别处那么轻柔,似乎还在天空飘舞时就已被料峭的山风冻得发
冷发硬。犯人们那黑色的囚服,在雪地里便格外显眼。
“还得再找一个人!”乌龙低声说。
“说得轻巧!”罗盘怕乌龙这条莽汉乱拉拢人,给泄了密。这监狱关的多
是重刑犯,发现有逃跑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