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对中国文学史研究和撰写的一些认识.pdf

该【浅谈我对中国文学史研究和撰写的一些认识 】是由【青山代下】上传分享，文档一共【4】页，该文档可以免费在线阅读，需要了解更多关于【浅谈我对中国文学史研究和撰写的一些认识 】的内容，可以使用淘豆网的站内搜索功能，选择自己适合的文档，以下文字是截取该文章内的部分文字，如需要获得完整电子版，请下载此文档到您的设备，方便您编辑和打印。:..浅谈我对中国文学史研究和撰写的一些认识从大一开始接触中国文学史以来已四年有余,我一直认为如果学不好中国文学史便枉做中文系的学生。中国文学史作为中文系学生必修的重点课程,一直是学生探讨学****的热点。这里面固然有兴趣使然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中国文学史以其独特的魅力深深地吸引了学生的目光。他们明显地感受到这是一个蕴藏着无穷无尽的研究资源的神往之地。在四年的本科学****阶段,我们曾一起探讨文学史上的一些名家名作,诵读文学作品,感悟作家人生。当然,在徜徉其中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一些文学史研究中的疑惑,令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今天我在这里便谈谈我学****中国文学史过程的一些疑惑和认识。首先,我对中国文学史的时期界定有疑惑。我们现在所用的中国文学史教材主要有以下几种版本:一是由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和费振刚五位先生主编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2月再版的《中国文学史》,二是由袁行霈先生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再版的《中国文学史》,三是由您和张可礼先生主编的,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11月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这三种版本的教材虽各有千秋,但都集中体现了同一个问题:为什么冠名是“中国文学史”,但却只是将研究范围终结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再翻阅一下其他版本的《中国文学史》,比如由章培恒、骆玉明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亦是如此。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或许,我认为这是由一定的历史传统原因造成的。要知道,中国文学史的撰写,开始于20世纪初。目前我们已知的最早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有两部:一部是黄人(号慕庵,1877年一1914年,江苏常熟人)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由国学扶轮社印行,编写于作者在苏州东吴大学执教期间(1900年一1914年),可惜印行时未标明出版年月。另一部是后来被人们视为“第一部中国人自编的文学史”,即林传甲(字归云,1877年一1921年,福建闽县人)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由武林谋新室出版,日本宏文堂印刷,1904年初版,这是他在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执教时所编的讲义。①这两部中国文学史著作对后来的文学史撰写,如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容肇祖《中国文学史大纲》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由此我们可知,最早的文学史撰写发轫于清末,因此最早的文学史版本亦就以清末文学作为当时中国文学史的结束之篇。随后,中国文学史的撰写工作一直没有停止,截止到上世纪末有关文学史的版本已达200部左右。②后来的这些文学史撰写基本上都继承了这两个版本的文学史写作传统,都以清末文学结束全书。再到后来,随着学术分工的精细化、学科划分的合理性,“五四”之后的文学都以“中国现当代文学”概之。“五四”之前的文学也就成为被学者默认为合理的“中国文学史”的范围。我想,这或许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中国文学史版本都以清末文学作为最后的篇章了。但是,“中国文学史”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如果我们从字面上去理解,它主要有三方面的特征:一是它标明是“文学”的历史,即所有历史上客观存在的文学因素,包括文学作品、作家、批评家、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等都应包括在内,当然要以文学作品为主。二是它是“中国”文学的历史。“中国”这个地理概念是随着历朝历代疆域版图的变化而不断在发生着变化的,它不仅仅指汉族生息繁衍的中原、南方等广大地区,广大的边疆少数民族生活的地区,如现在的东北、西南、南部沿海、西北以及更西的地区,也应该包括在内。三是这个概念的最终落脚点是“史”,即文学史也是历史。凡是历史,就是在这一刻之前发生的事。我们经常用一句俗话说,昨天对于今天来说就是历史,而今天对于明天来说亦是历史。也就①《中国古代文学史》马积高、黄钧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之序言。②《中国古代文学史》马积高、黄钧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之序言。1:..是说,我们今天以“中国文学史”这个概念来撰写的文学史不但要包含清末之前的文学(包括清末文学),而且也应该包含“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文学,即我们所谓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文学史”如果作为书籍印行,那它的研究范围应当从中国文学的源头开始,至该书籍印行时所在的时期为止,包括中国古代文学、中国近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而不能仅仅只以清末文学为结尾。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名符其实。其次,我对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存在的“汉族中心论”感到疑惑。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大家庭。各个少数民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着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灿烂文化。他们也有自己的文学作品***。我不敢保证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民族***的文学作品,但其中几个历史比较悠久,族群比较大的少数民族,如蒙古族、藏族、满族、朝鲜族、原先古代西域各族等,都产生过在他们民族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学作品。如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它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史诗中演唱篇幅最长的。它既是族群文化多样性的熔炉,又是多民族民间文化可持续发展的见证。这一部为多民族共享的口头史诗是草原游牧文化的结晶,代表着古代藏族、蒙古族民间文化与口头叙事艺术的最高成就,对后世藏族人民影响深远,在藏族文学史上地位非凡。又如蒙古族的英雄史诗《江格尔》,这部史诗描绘了洋溢着草原生活气息的风景画与生活图景,体现了蒙古民族特有的性格特征和审美情趣,在艺术风格方面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语言运用、表现手法上运用丰富优美的卫拉特民间口语,融合穿插蒙古族古代民歌、祝词、赞词、格言、谚语,以及大量采用铺陈、夸张、比喻、拟人、头韵、尾韵、腹韵等。还有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满族在未汉化之前的民间文学作品《天池仙女》、《七星真龙天子》等。这些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不仅在其各自民族文化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而且它们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也有一定的价值。比如中西方学者从上世纪以来就一直在争论一个问题:中国有自己的史诗吗?对于这个问题,我以前曾经做过否定的回答。因为史诗从性质上讲,它属于再现性的、叙述性的;从内容上讲,它讲述了一个民族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对民族发展有关的英雄人物的历史及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从文学性上讲,史诗的故事曲折丰富,具有传奇色彩;从形式上讲,史诗大多规模宏大、鸿篇巨制,先在民间长期传唱,到后来才被记录下来。如果把以上四个标准作为衡量史诗的标准的话,到目前我们找不到与之相符合的文学作品,所以我认为中国没有自己的史诗。至于《诗经》中存在的《生民》、《公刘》、《大明》、《皇矣》和《緜》等诗,它们反映了周部族发展创业的历史及周部族的英雄人物,但它们是祭祀诗,我们只能说它们有一定的史诗成分,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史诗作品。但是当我了解了少数民族的一些文学作品,尤其是被誉为“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的《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斯》之后,我认为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重新思考这个课题,如果我们把这三大史诗纳入中国文学史研究范围,对此做一番研究分析之后,或许得到的结论将会填补中国没有史诗的空白。因此,对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进行发掘和研究,并纳入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范围是合情合理的。我们不能忽视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但是在我们现今的文学史撰写中,有部分版本的文学史对于少数民族的作品一般都不提,或是只言片语,很少涉及。对于台湾地区古代原住民的文学研究更是无从谈起。固然这里面有受到当时研究条件所限,当时少数民族的部分文学作品尚未被发掘等一系列原因,但是我们如果站在今天的高度去撰写中国文学史,就应当尽量利用目前发掘的成果,尽量写一部把少数民族的文学和台湾等中国边远地区原住民的文学纳入研究者视野的全面的文学史。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和撰写工作应当充分体现多元和对话的原则。要做到写一部名符其实的中国文学史,我们要进行一国之内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文化圈之间的充分对话。其实在这一点上,美国做得不错。历史上的美国文学是以英国清教徒的文学为中心的,排斥印第安人的文学。但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重写美国文学史”的呼声在美国越来越高。艾略特在此时主编的《哥伦比亚版美国文学史》便是多元文2:..化时代的“重写”标本:作者以强调歧义性、丰富性和异质文学的共存而自豪,标举出美国文学的四大源头:美洲印第安人、英国人、西班牙人和清教徒的文学。③再次,我认为中国文学史在研究撰写过程中存在重思想内容轻形式的问题。很多学者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曹道衡先生在《可否也谈谈形式问题》一文中指出,评价一部作品,当然首先要看它的思想内容,但文学作品的形式对它的优劣也起着重要作用,一部作品虽有好的内容,如果没有完善的艺术形式去表现它,很可能显得缺乏文采,不能对读者产生强烈的感染力。即使是辞句的修饰,音节的安排等问题,常常也能对作品产生很大的影响。尤其是诗、词、戏曲等文学体裁,这些规格和技巧问题更具有严重的意义。④曹先生还举了“僧敲月下门”和“僧推月下门”、“春风又绿江南岸”和“春风又到江南岸”的差别来说明在形式上往往一字之差就能使一首诗增加不少光彩。他还指出,形式问题在某些同志心中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一提到形式问题,就担心会犯形式主义的错误。这种过于忽视形式的思想,具体到一些评价古典作家和作品的论著来说,总是光谈作品的思想内容,很少指出作家的艺术创作特色,至于一些形式方面的问题则几乎闭口不谈。⑤我们现在的文学史研究和撰写似乎也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在谈论古代的诗词曲赋时,往往是在结合时代背景和作家阅历来通过作品展示作家的心路历程,或是通过作品讽喻现实,反思社会。至于作品形式上的追求,我们也仅仅局限于“风骨”“兴象”“言意”等艺术评论与鉴赏。我认为我们在学****这些诗词曲赋的时候,光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还要在形式研究上更进一步,在懂得它们的内在神韵之时,更要懂得它们的格律。古代人写诗作赋,填词作曲是讲究格律——平仄、押韵、对偶、用典的。而且五七绝、五七律、词牌、曲牌都有严格的体式——有多少句,每句多少字,哪一句该入韵,哪一句该对偶,每句的平仄格式是怎么样的,哪些字是入声字,哪些地方是用了拗救,哪些地方犯了孤平之类的问题。这些东西并不是单单读一读王力先生的《诗词格律》,或是启功先生的《诗文声律论稿》就能了如指掌、烂熟于心的,必须结合实际的诗歌来分析。而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和撰写工作在这一点上做的不够好,在论及诗词曲赋时对这些显然重视不够。要知道我们学****诗歌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读懂诗歌,了解诗歌,更要会作诗。或许我们写的诗文采不够好,但务必要符合格律,起码看上去是诗的格式。据了解,在目前港台地区的高校中,国文专业的学生会写诗作文,他们的基本功很扎实。或许写的诗文采不够好,但让明白人看了就知道这是诗。因为他们十分注重诗的格律,这是目前大陆高校中文系的学生达不到的。我想这里面有教学侧重、国学传统、师资力量等一系列因素在起作用。我们的文学史撰写工作亦要以关照学生的基本功为标准。要让学生们认识到学****古代文学,了解懂得是主要的,但更重要的在于继承并发扬光大。而且继承并发扬的不仅仅是作品告诉我们的思想内容和现实意义,更有对作品形式上的继承。形式和内容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常以“文质彬彬”来评价一部作品的优劣。但形式和内容又是被区分开的,懂得其中的一方都不能充分参透另一方。舍弃对作品形式上的研究而专注于内容上的挖掘则会犯片面性的错误。因而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和撰写工作不应过于忽视对形式的关注,不能因为怕犯形式主义的错误而对形式只字不提。曹道衡先生在《可否也谈谈形式问题》一文中最后说:“我们反对形式主义,主要是因为它光看到形式而不注意内容,或借此偷运某些落后与反动的内容。至于作品的质木无文或缺乏节奏感等等,不管怎样说,总会影响到作品的艺术成就。相反地,在形式上加以注意也可以使得作品更为精致与完善而能更好地表现其内容。所以注意形式问题,其实是有益无害的。有些同志由于怕犯形式主义的错误,因而不敢谈形式,这样的结果,不仅不能更好地表现内容,反而能妨碍更好地表现内容。这实在是因噎废食的做法。以此要③《比较文学》陈惇、孙景尧、谢天振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432页。④《中古文学史论文集》曹道衡著中华书局1986年7月第1版第460页。⑤《中古文学史论文集》曹道衡著中华书局1986年7月第1版第461页。3:..求今人,则会妨碍创作的发展,以此要求古人,将会抹煞遗产中不少可资借鉴的东西。”⑥最后,我谈谈我所认为的文学史撰写的标准。中国文学史的撰写从20世纪初开始以来,到现在已有200多种版本问世。各种版本可谓是博采众家所长,又各具特色。有的文学史可谓内容详实。不管是一流作家作品,或是二流作家作品,甚至是不入流的作家作品,都有所介绍,有所涉及。有的文学史详略得当。突出重点作家和作品,简介次要作家及作品。有的文学史简略,只类似于一个大纲。有的文学史则为分体文学史,如以朝代划分,则有《先秦两汉文学史》《魏晋文学史》《南北朝文学史》等。如以文体划分,则有《中国小说通史》《赋史》《中国诗史》《宋元戏曲史》等。那么文学史的撰写有没有一个可以普遍接受的标准呢?我认为这个标准的设置应充分考虑对于受众者的影响。我们的文学史面向的读者不仅仅有从事研究学****的学者、学生,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社会群众。因而我们的文学史撰写不能不面面俱到。我们编写文学史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向受众传授知识,提高他们的知识储备。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文化资源的传承,来激发人们的精神,引导社会的前进,人类的进步。赫尔德在《论近代德国文学》中,要求文学史保持总体观念的同时体现出一种启蒙精神,从而为人们的“自由与精神振奋”指明道路,为促进民族自豪感作出贡献,成为“人民进步的引导者”。⑦但是,文学史的这种引导和激发目的不能过分强调,否则会使得文学史承担起它不应当也不可能承担的教化功能,文学就会再次沦为教化的工具。我们所强调的这种引导和激发的实现是长久的、潜移默化的,而不是短暂的、一蹴而就的。文学史在这种长久的、潜移默化的引导和激发中亦使人在学****阅读中越来越感到文学自身魅力的存在,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经典。总之,由于知识水平、眼界所限,以上我对于中国文学史研究和撰写的认识或许是很不成熟的看法,不见得恰当,仅是一家之言。本着求真务实的态度在这里提出来,也算是向老师汇报了这学期的学****心得吧。这就是我在学****文学史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疑惑和认识。参考书目:[1]《中古文学史论文集》.;[2]《中国古代文学史》.马积高、;[3]《文学史学》.;[4]《文学史的视野》.;[5]《比较文学》.陈惇、孙景尧、;[6]《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杨义学术讲演集》.。⑥《中古文学史论文集》曹道衡著中华书局1986年7月第1版第462页。⑦《文学史学》葛红兵著湘潭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第20页。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