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制度效应看分配制度改革.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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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普遍分享到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收入有了大幅提高,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小康。。在改革分配制度方面,努力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改变分配上的“脑体倒挂”格局,在坚持按劳分配的同时,积极发展多种分配形式,鼓励和保护合法致富。居民收入在普遍增加的同时,差距不断扩大。;;;(来自阿德尔曼和桑丁估计,1987)(见2002年7月9日《人民日报》),已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水平()。占总户数20%的最富有户收入占全部收入的51%以上,20%低收入户只占4%左右,。另外,不同收入阶层形成“金字塔”型分布,%左右,而一半以上人口的平均收入在2000元以下。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现象的发生呢?长期以来,主流发展经济学往往用经济增长或发展来解释收入差距的扩大。特别是西蒙·库兹涅茨根据大量的经验资料得出了收入差距会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呈现出一种从逐步扩大到逐步缩小的规律性变化趋势,即著名的“倒U型假设”,以此来解释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在经济起飞过程中收入差距的扩大(s,1995)。对此,我国著名学者陈宗胜教授则在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统计、实证、分析,并作出一系列只同公有制相联系的假设的前提下,提出了“公有制经济收入差异倒U曲线”理论。它是对中国当前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这里主要讨论正常收入差距)的较为系统的解释。但是我们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对于转型中的中国,仅仅只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分析收入差距的变化是不够全面的。必须看到在经济发展背后制度的复杂性对于收入分配的巨大影响力,唯有这样才能解释清楚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变动的“来龙去脉”。因此笔者拟从制度变迁这一角度来分析它对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变动产生的效应,试图从中得出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一、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制度效应 改革以前,中国经济的一大特征是较为严重的平均主义的分配格局。它主要体现在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平均主义的分配体制和政策以及所产生的城乡内部较低的收入差距。改革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和收入差距出现了显著性的变化。我国经济改革是一个渐进的制度改革过程,同时我国经济改革又是一个分阶段向前推进的过程,每个阶段都有着不同的改革重点和难点,这在居民收入差距变动幅度上和变动来源上也会表现为不同阶段的特点。 (一)第一阶段(1978~1989年):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收入差距逐渐扩大。 这一时期以农村为中心的经济改革拉开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1)以建立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产权改革。从1978年起,农村开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试点,并逐步向全国推广。这一重大改革使农民第一次获得了经济“剩余索取权”,这就从物质利益层面上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民收入得以大幅度递增。(2)包括了农副产品价格大幅度提高和放松管制在内的市场化改革。1979年国家提高了18类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这就缩小了剪刀差,直接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与此同时,农产品统派统销制度开始得到松动。以上两项改革举措坚持了按劳分配的多劳多得原则,开始打破农村内部的平均主义,使收入差距有所扩大,但它也为农民创造了较为平等的机会。可以说这一时期农村的改革真正实现了效率提高与收入公平分配相统一的目标。从1984年开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而直接影响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变动的改革举措有两项:(1)企业承包制的推广。使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彻底解决企业吃国家和职工吃企业两个“大锅饭”,还企业一定的经营自主权。因此它拉开了企业之间的工资和收入差距。(2)允许和鼓励非国有部门的发展。这对收入分配差距产生的效应是不可低估的。首先,非国有部门内部分配机制是以效率为主导的,而且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个人收入也不是单一地表现为工资形式,还包括资本收入、经营风险收入等,因而其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远远高于国有部门。其次,拉开了国有和非国有部门之间的差距。最后,即使非国有部门的内部收入差距不变,由于其就业职工比例的增加也会带动城镇内部总体收入差距的扩大。 这一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由于城镇、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大,因而也就必然引起了全国收入差距的扩大。 (二)第二阶段(1989~1991年):经济治理整顿时期,居民收入增长放慢,收入差距下降。 由于为期三年的经济治理整顿影响了这个时期经济改革的进度,出于稳定的需要,一些计划中的改革举措不得不推迟出台,经济发展的步伐逐渐缓慢下来。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直接导致了1989年城乡居民的实际人均收入的下降,在1989—1991年间,%,比前一期降低了2个百分点。而这一时期却出现了农村增产不增收甚至减收的局面,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滞后,%,也低于前一时期的水平。与居民收入的缓慢增长相对应的是城镇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大幅度的下降。这一时期城镇和农村的基尼系数的平均变动百分点都比前一时期有了大幅度的下降。然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仍在扩大,虽然扩大的速度有所减缓。 (三)第三阶段(1992~1995年):经济快速增长,居民收入高速增长,收入差距迅速扩大。 从1992年开始,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又重新步入了快车道,进入了经济改革的一个高涨期。一系列改革措施出台,致使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呈现持续扩大之势。(1)非国有经济进一步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这一时期城镇经济中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工业产值、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就业、商品零售额等方面,非国有部门的年增长率都大大超过了国有部门。(2)这一时期国有企业亏损面在不断扩大,而政府对其亏损补贴却在逐年减少。部分国有企业陷入了停产或半停产状态甚至破产,国企冗员显性化,下岗人员增加,直接导致了这些企业职工工资的减少,城镇中低收入阶层也随之扩大。(3)这一时期资本市场逐步形成和发展,房地产市场异常活跃,外资大规模涌入,与此相伴的是一批参与这类经济活动的高收入者。这表明单一的按劳分配模式已被打破,在劳动力市场决定工资机制基本形成的基础上,多种收入决定机制也并存,收入差距的拉大成为必然。(4)1994年国家开始进行了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改革。在国家机关实行职级工资制,在事业单位实行能体现其行业和业务特点的多种工资制度并增设了“津贴”这一新的构成,体现了市场经济体制下工资分配的激励竞争原则。这次工资改革在其广度、力度和深度方面都是以前工资改革无法比拟的,它拉大了不同年龄之间、不同职务之间的工资差异。(5)这一时期,由于国家放松了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管制,以及地区经济差异扩大等因素,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发生了一个根本变化,从1980年的以乡镇为依托的就地转移为主,变为跨地区的城乡流动为主,大批农村劳动力涌向城镇打工,对城镇收入分配产生了一定扩大差距的效应。可以说,上述这些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这一时期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扩大速度明显加快。 (四)第四阶段(1996~):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居民收入差距分化加剧。 这一时期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随着所有制结构的全面调整和分配过程的市场化,收入差距分化加剧。(1)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确立。“十五”大明确提出了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从而使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逐渐成为个人收入分配的基础性调节机制,这为推动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和收入来源多元化起到了积极作用,收入差距也在进一步拉大。特别是随着知识经济在社会经济中应用的快速发展,“知本要素”在收入分配中的权数越来越大,这使不同文化程度的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显著扩大。(2)中国企业改革与改制的深化也对这一时期的收入差距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企业内部分配机制的改变,即收入决定机制的市场化引起了不同职工收入差别的扩大。其次,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更进一步加快了国有企业破产、兼并和重组的进程,国企职工下岗失业日益剧增,职工收入明显下降,收入差距较之前一阶段更为突出。(3)在这一时期仍在进行的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对收入分配的初步效应已相当明显。住房制度的改革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它从根本上说是将原有体制中隐性收入不平等显性化的过程。以上种种因素造成了这一时期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特别是2000年,基尼系数上升速度有所加快,比前一年高出近3个百分点。 在农村地区,这一时期我国农产品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高,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折,但由于农产品供大于求,其市场价格持续下跌;而乡镇企业随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以及私营、个体和三资企业的发展开始分化,使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