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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中国史研究
翦伯赞
一一部二十四史从那里读起
“一部二十四史,从那里读起?”这是中国历史研究者发出来的一声浩叹。这种浩叹,正是表现中国历史研究者,对于庞大的中国历史资料,没有方法来处理了。
诚然,中国留下来的历史典籍,的确是非常丰富,一部二十四史还不过是九牛之一毛。所谓二十四史,只是历代增凑起来的一部官史唐只有三史,宋增至十七史,明增至二十一史,清增至二十四史,此外在史部之中还有汗牛充栋的私人著作,并未收入。若广义的说,则六经皆史,诸子皆史,乃至历代以来私人的文集,诗集,画集,政府的文告,官吏的奏议,地方的志书等,无一非史。再广义些说,一切历史的遗留,现存者与再发现者,亦无一非史。因而中国的历史资料,真可以说浩如烟海,当作“历史”,这些典籍,的确是太多;但当作“历史资料”,则这些典籍,我们还觉太少,因此,问题还是不在于历史典籍太多,而是在于没有很好的研究方法。懂得了研究的方法,则一切的历史资料,,则结果便会被材料包围而不得脱身。
所谓历史方法,就是从千头万绪的历史事实中,找出那一种贯通于他们之中的原理原则,使一切历史的事实,都在这种协理原则之前,得到正确的说明。这种原理原则不是用人类主观的思维,可以想得出来的,而是从无数具体的历史事实中抽象出来的。因此要找出历史发展的原理原则,还是要记得“历史事实”。多记“历史事实”,是研究“历史方法”之基本前提。研究历史的方法就是从历史事实中发见历史发展的原理原则;再用这种原理原则去说明历史的事实。换言之,即从这千头万绪的历史事实中,找出他们的相互关联,找出他们的运动法则,找出他们发展的倾向。这样,任何交错复杂的历史事实,在我们面前,便再不是混乱一团,而是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所表现出来的应有的现象。这样,我们也就不仅可以知道历史上的任何事实,“怎么样”发生发展,而且也可以知道他“为甚么”要发生和发展。
中国过去的历史家,也有他们的历史方法。如他们或以事系年而创为“编年史”,或以事系人,而创为“纪传史”,或即事名篇而创为“纪事本末”。但是编年史,则一事前后隔越,纪传史,则一事彼此错陈,纪事本末体对于历史事实虽类聚而条分,原始而要终,但是他并没有对于事与事之间给以联系之总结果,只是一些孤立的事实。。用这种简单的逻辑整理中国史,当然是不够的。
近来实验主义堰倡为点点滴滴研究中国史之议,实际上,这是乾嘉学派的旧方法,并不是实验主义的新方法。所谓点点滴滴,不过是对于史料之疏通辨证,训释辑补而已,但对于这样的工作,清代的历史家,已经留下极大的成绩。我们不是说,这种琐碎的研究工作,对于研究中国史,不是必要的,反之,我们觉得这正是研究历史的一个前提工作。但是如果没有正确的方法,就是点点滴滴的历史研究,也是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的。
在另一方面,新的历史学,直到现在,还是一种外来的科学,他依然是当作一种制成品,原封原样地输入中国,因此,在过去若干年间,这种外来的历史学,一到中国,便成了若干教义的集成。近来,已有不少的历史家在运用新的研究办法,来研究中国史,但一旦接触中国具体历史事实的时候,便不能正确地运用方法论了。因此,我以为新的历史家,在现在的任务,不是高谈方法论,而是应该带着他们已经知道了的方法,走进中国历史资料的宝库,去用历史资料来考验方法论。
往下面,我提出几点关于中国史研究的意见,也许这几点意见,可以帮助读者对于中国史的研究。
二看看大汉族以外的中国
中国的历史家,过去以至现在,都是以大汉族主义为中心,处理中国的历史,因此,过去以至现在的中国史著述都不是中国史,而是大汉族史。
但是大汉族史,不是中国史,而只是中国史的一个主要的构成部分;真正的中国史,是大汉族及其以外之中国境内其他诸种族的历史活动之总和。因此,研究中国史,首先应该抛弃那种以大汉族主义为中心之狭义的种族主义的立场,把自己超然于种族主义之外,用极客观的眼光,把大汉族及其以外之中国境内的诸种族,都当作中国史构成的历史单位,从这些历史单位之各自的历史活动与其相互的历史交流中,看出中国史之全面的运动与全面的发展。
考古学的发现和无数古典的传说指示吾人,活动于中国这块地盘上之最初的人类是两个系统的人种:其一为“蒙古高原系”人种,其一为“南太平洋系”人种。这两系人种,在中国史前时代,还是处于匹敌的地位。。此外,在同一时代,这两系人种,又各自分裂为许多氏族,分布于不同的地域以及不同的自然环境之中,平行地展开他们各自的历史活动。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他们或由分裂而再进于统一,或由统一而再进于分裂。因此,如果要了解中国史前社会的全部内容,就不能从某一人种的历史活动得到说明,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