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论文-“史诗性”与“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评估
在论及被称作“红色经典”的1950~1970年代中国大陆长篇小说时,许多学者指出了其对“史诗性”的追求;还有不少论者谈到了“茅盾文学奖”的史诗情结。当前文学批评界更是将是否具有史诗性、是否称得上真正的史诗,作为评估长篇小说文学价值的重要尺度。关于“红色经典”是否能称得上真正的史诗性作品,目前学界否定意见较多;而当下研究“红色经典”的论著,多从其产生的政治文化机制以及其是否具有现代性方面着眼,从其文学审美价值本身角度研究的较少。因此,从“史诗性”角度来评价所谓“红色经典”,应当还不算一个过时的论题;重新评估其文学价值,也很有必要。先要说明,本文使用“红色经典”这一称谓,指代以“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以及《李自成》、《三家巷》、《艳阳天》①等为代表的一批一度影响极其巨大的长篇小说,并非意味着已预先肯定或确认了这些作品的“经典”性,而是因它已约定俗成,所指比较明确,使用起来方便。
一、怎样才算真正的“史诗”作品
虽然将史诗性作为长篇小说评估标准几乎已是学界共识,但究竟怎样才算真正的史诗性作品,却难以取得定论。我们不妨追本求源,看看美学史、文学史上得到普遍认可的史诗理论和创作。谈论小说作品史诗性的文章,理论上一般以黑格尔《美学》为依据,创作上则通常拿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等作品为样本。黑格尔在提及“史诗”这一概念时,是作为与“抒情诗”和“戏剧体诗”并列的一种文学类型来理解的。如朱光潜所言,黑格尔“对小说显然没有下过工夫”,②他主要是将荷马史诗作为“正式的史诗”,作为叙事类文学的最高范本来界定其性质与特征的。概括起来,他认为“真正的史诗”应具备如下特性:
1. 以对民族和时代意义深远的事迹及其过程为对象,通过描述社会的“政治生活、家庭生活乃至物质生活的方式,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手段”,“显示出民族精神的全貌”。
2. 史诗反映的时代,民族信仰与个人信仰,以及个人的意志和情感还未分裂。
3. 对于作者来说,史诗所反映的时代可能已成为过去,但相隔不远。作者对那种生活及其观照方式和信仰完全熟悉,作者所处时代的信仰、观念、意识与之是一致的。
4. 作者在创作时未受外来强势文化的奴役,也不受固定的政治和道德教条桎梏,他在创作上自由独立,对所描述的世界了如指掌,他自己的全副心思和精神都显现在作品里,使人读后感到亲切、心情舒畅。
5. 读者能从史诗中领会到“英雄人物的荣誉,思想和情感,计谋和行动”,欣赏到“既高尚而又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史诗人物“表现出多方面的人性和民族性”,却又是完整的人。不应只表现人物的单一特征或欲望。③主要英雄人物“把民族性格中分散在许多人身上的品质光辉地集中在自己身上,使自己成为伟大,自由,显出人性美的人物”。
6. 史诗的创作主体的因素完全退到后台,“人们从这些史诗里看不出诗人自己的主体的思想和情感”,作者不在作品中露面,“作品仿佛是在自歌唱,自出现
”。但作者已“把他自己的整个灵魂和精神都放进去了”;作品表现的是“全民族的大事”、“全民族的客观的观照方式”,却是由一个具体作者来完成的。
7. 最适宜史诗表现的题材是战争,“因为在战争中整个民族都被动员起来,在集体情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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