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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
摘要:本文试图从农村信用社的民主管理制度本身进行探讨,研究民主管理制度与当前农村金融的相容性问题。本文的基本判断是:正如自由竞争可能导致垄断一样,合作制所体现的民主管理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制度构想,其所导致的内部人控制是民主制的悖论;因此,如果我们继续坚持农村信用社继续为三农服务的基本方向,必须在现实上放弃空想式的民主制度,实行农村信用社的国有或准国有化,在整体金融领域搞“反向剪刀差”。
一、引言:农信社体制的内在冲突
农村信用社的工作走不出困局,不能从根本上改观的重要因素是体制不顺。笔者就农村信用社体制的现状与改革思路谈一点初浅的认识。
合作制在政策上反复强调农信社是“农民自己的银行”,不断要求落实农信社的理事会、监事会、社员代表大会制度,可“三会”仍是形式主义。某市38家基层农信社,1999年、2000年没有一家的“理事会”作过重大事项的决定、决议,“社代会”只是为了迎合上面的要求,完成上面的任务,应付检查、考核而敷衍为之,“监事会”更是形同虚设。最近对该市38家农信社的监事会工作情况的全面调查表明,基层农村信用社“三会”的职责已让位于联社无所不包的行业行政管理。众所周知,联社一级真正的最高领导、决策机构是联社党委。“党委领导和决策+强力行业行政管理+国家负担经营风险”构成了农村信用社在运作中的国有制特征。因此,实际运行中的国有制管理,与名义上的合作制的形式,构成了农村信用社在体制上的一个基本悖论,造成了严重的认识上的混乱和实际工作中的无所适从,甚至导致部分缺乏实事求是精神的基层干部将工作往死胡同里做。
问题还不仅在此,考虑到农村金融管理人才匮乏的现状和农民的基本信贷需求,我们发现,民主管理无力改变基层信用社的控制权结构——农村信用社必然控制在少数略有金融知识的人手中,而这些人就成为农村金融领域的土皇帝。换句话说,民主制的前提是“参与投票人员的偏好和可供选择的侯选人的多样化”,问题恰恰在于金融知识现实地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农民根本无从选择。因此,“三会”制度除了造成形式主义,耗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降低了工作效率,濒添了农村信用社的经营成本之外,不可能形成任何实质意义上的产出。故,现实地考虑农村、农业和农民的信贷需求,以一切有利于农民信贷需求的满足作为农村金融的现实出发点,我们发现,农村信用社放弃合作制,进而对整个农村金融进行制度创新已刻不容缓。
二、民主制的悖论:合作制的投票原则与内部人控制
农村信用社的合作制最初只是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特殊形式而被确立的,直至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才逐渐被赋予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的含义。本意是通过引入民主管理机制,从而构建一个能自我约束、自我发展、充满活力的农村金融企业组织。合作制有效运行的基础是民主管理。近几年的实践已表明,在农村金融领域大力推进以“三会”制度为主要内容和载体的合作制并未取得预期的积极效果,问题就在于“民主管理”这个基础环节上。
。从理论上讲,合作制度是劳动和资本直接结合的一种特殊的公有制形式,它具有维护劳动权利和部分限制资本权利的本质特征,即强调全员联合劳动和股份平均化倾向,社员个人利益是通过劳动价值分配、股金分红和对企业产品的优先交易权三种方式和企业利益挂钩,从而促使社员积极参与企业的管理,努力为企业工作。但是现实有现实的特殊性,实际情况完全并非如此。首先,金融业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只有极少数社员能成为农信社的职工,参与企业的劳动,绝大多数社员不可能从企业获得劳动报酬。其次,合作制的股本结构排斥大股东,股本结构的过度分散,导致企业利益对任何单个股东利益的弹性很低,其结果必然是所有社员对企业经营的好坏漠不关心。第三,在农信社能提供的金融服务中,作为股东的社员,充其量也只是必要条件,而不可能成为充分条件,因而不会对社员有特别的吸引力。上述的分析和基层的实际情况是一致的,社员没有社员意识,对信用社的工作普遍不感兴趣,社员的入股动机有三类:一类说股金比存款利率高,合算;一类说因为农信社工作人员上门劝说;一类说以为入了股就能贷款。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没有社员能找到主人翁的感觉,没有社员认为农信社经营的好坏与他们有直接关系,事实上也没有直接关系,普遍股金存款化的现实难于改变,农信社的亏损最终是国家兜底。这表明农村金融的合作制违背经济规律,属于“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矛盾,我们应从体制上进行审视和反思。
,使民主管理机制难以实现。合作制不能有效实现民主管理,构建健康、高效的法人治理结构,主要是这种企业制度本身的先天缺陷与现代金融业不相适应所致。不仅如此,农村信用社的外部条件也制约着民主管理的实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