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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治国和依法治国
方流芳
(一)
法律职业伦理课第 7 讲的读本包含了辛普森案、李庄案和重庆的“唱红打黑”。这是去年准
备的,如今已经需要更新了。
重庆的“唱红打黑”跌宕起伏,连想象力最丰富的作家也不敢如此构思故事情节,现实仿佛
在向我们讲述一个失真的故事,在挑战我们想象力的极限。正当重庆当局高调宣示:“要办
成铁案”的时候,正当重庆当局请香港导演来拍一部堪比“教父”的打黑故事片的时候,正
当重庆当局聘请大手笔撰写“唱红打黑”史的时候,情节急转直下。“英雄”王立军出于对
他的上司薄熙来的恐惧和不信任,莫名其妙地走进了成都的美国领事馆;“唱红”的精神领
袖薄熙来成了隔离审查对象;薄熙来夫人、“优秀律师”谷开来被定罪故意***而判了无期
徒刑;李庄正在重新塑造一个好律师的公共形象。看上去曾经势不可挡的“唱红打黑”瞬间
灰飞烟灭,就像中国历次政治运动一样,热闹之后什么也没有留下。一切都是那么突然,那
么令人不可思议。此后还将发生何种戏剧性的转变,未可知也。
重庆的变化再次彰显了“依法治国”和“运动治国”之间的紧张和对立。
运动治国是目标本位主义。手段是否正当,取决于目标是否正当。法律不过是实现目标的工
具,当法律可以实现目标的时候,法律一定会得到执行,甚至会过度执行;当法律妨碍目标
实现的时候,法律就如同一纸空文,甚至不会给任何人一个机会去求助于法律。上个世纪
50 年代的“反右”,60 年代中后期的文革、80 年代的“严打”都是典型的运动治国。“反
右”、文革都不是没有法律,那是专政的法律,是放任“好人”惩治“坏人”的法律,而“好
人”和“坏人”的角色又是随着形势变化而轮流替换的。“严打”更不是没有法律,而是法
律实施让位于“特事特办”,法律服从于政治权威。
中国经历的每次政治运动都会给自身树立了一个正当性不可争议的目标,目标“压倒一切”,
以至实现目标可以不惜代价,可以牺牲法治。在思维成为定势,定势深入制度,制度又不断
复制和扩张同一思维的认识过程中,人们很难摆脱原先的思维定势,除非新思维在同一程度
上转变为话语,话语又在同一程度上深入制度。否则,无论人们的主观愿望如何,都会沿着
老路走下去。文革结束之后,就宣布了“不搞政治运动”,但运动治国的强大惯性并不是可
以轻易摆脱的。
(二)
此时此刻,批评重庆模式会被人看成投井下石,即使我本来想发表批评意见,现在也必须避
免这样做。除了把重庆模式当作运动治国的实践之一,用人们记忆犹新的事件引出话题之外,
我无意针对重庆模式发表任何意见。在我看来,运动治国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重庆模式只
是其中的一个小插曲。
1. 运动治国和法律工具论
在运动治国的方针下,为了一个“至上”目标是可以突破法治的,而“至上”目标可以随着
政治权力的再分配而不断被重新界定。法律的创制、实施和解释都是服务于“至上”目标,
并且随着“至上”目标的重新表达而发生变易。简而言之,运动治国的实质就是“权大于法”
的马基雅维利的思想。
2. 运动治国和过度执法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牺牲人权的过度执法,诸如:“镇反”、“反右”、“文革”、
“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严打”、XX……等等。每次发动此
类运动之前,当权者都清醒地意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