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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教育
这一时期(公元前770~前221)是中国奴隶制社会解体和封建制社会形成的时代。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进入官学衰废,私学兴起的新时期。西周末年,奴隶主贵族的官学已经形同虚设,昔日庄严神圣的官学出现了学生无心读书,整天游荡嬉戏的局面。这是奴隶主贵族垄断的“学在官府”日趋没落的反映。到了春秋时期,连虚设的官学也几乎不存在了。古史资料关于春秋时期官学的记载只有两条:一条是《诗•鲁颂•泮水》中曾提到鲁僖公立“泮宫”;另一条是《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传记说郑子产“不毁乡校”。当时有些诸侯公开地说:“可以无学,无学不害。”(《左传•昭公十八年》)这不仅是因为奴隶主贵族不可能再垄断学校;同时,也是由于奴隶主贵族学校不符合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因而官学必然地要衰废。春秋中期以后,诸侯国势力的强大,迫使周天子失去了“共主”的地位,新兴的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中逐步取得了政权,这些是奴隶制官学衰废的历史背景;而“士”的出现,则是私学兴起,造成“文化下移”的社会基础。士阶层的形成及私学的兴起“士”,是春秋时期新出现的社会阶层。士阶层中有文士、武士,也有能文能武之士。士最初是从奴隶主贵族游离出来的,有一些是属于平民阶级,也有一些是属于新兴地主阶级,以及获得解放的奴隶上升为士的。周平王东迁时,王宫里的一些文化官吏流落到各地。周王室在公元前 675年、前 635年和前516年,先后发生了争王位事件。世代掌管周史的司马氏流落到晋国,以后又分散到卫、赵、秦诸国。还有一部分文化官吏和百工,带着宫廷的典籍逃亡到楚国。《论语•微子》记载了周天子宫廷中掌管礼乐的官吏纷纷出走的情况:大乐师挚到齐国,二乐师干去楚国,三乐师缭到蔡国,四乐师缺去秦国,打鼓的方叔流落到黄河之滨,摇小鼓的武入居汉水附近,少师阳和击磬的襄移居于海边。这些文化官吏由于失去了世袭的职守,流落于社会之后,成了历史上第一批专靠出卖知识糊口的士。据有的人分析,其中有些人可能作了私学的教师。在社会阶级关系不断分化集结的过程中,士阶层有了新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奴隶主贵族统治者或新兴地主阶级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争先“招贤纳士”。当时,士在行动上有较大的自由,“士无定主”,因而成了统治者竞相争取的对象。春秋初期,出现了“养士”之风,如《国语•齐语》中说,齐桓公养游士80人; “季孙养孔子之徒,所朝服与坐者以十数。”(《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到了战国时期,“养士”之风就更为盛行,诸侯国君,如秦穆公、魏文侯、齐威王、齐宣王、梁惠王、燕昭王都一度为士众所归。尤其是齐威王和宣王建筑了高门大屋的稷下学宫,“招致贤人而尊宠之”。《史记•田齐世家》中记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士阶层中有些人抱残守缺,墨守成训,有些人则转变成为批判旧奴隶制、批判旧文化的思想先驱。士阶层产生、发展和分化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私学产生、发展的过程。从春秋时期阶级斗争发展的形势及士阶层形成的历史来看,有人认为私学在春秋初期就应该产生了,然而尚无确凿的史料证明。但春秋中期已经有了私学,是可以肯定的。《吕氏春秋•离谓》中记载了郑国邓析办私学的事迹。邓析私学不讲诗书礼乐这套旧课程,讲的是自著的《竹刑》,专门教人打官司“学讼”;《列子•仲尼》中,记有郑国伯丰子也和邓析同时开办私学。这些都是在孔子私学之前。鲁国少正卯和孔子同时在鲁国办私学,传说少正卯的私学名声也很大,曾把孔子私学的学生吸引过去,几乎使孔子私学垮台。到了春秋末期,私学日愈兴盛。儒墨两家的私学,是当时的“显学”。孔子晚年删修《春秋》图儒家学派春秋时期在政治上、教育上影响都较大的一个学派,它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孔丘、孟轲、荀况等。孔子私学孔子大约在30岁时,开始讲学,创办了儒家学派的第一所私学。颜渊、曾点、季路等就是他最早的学生。孔子平时在曲阜城北的学舍讲学,出外游历时,弟子们也紧相随。孔子在社会上渐渐有了名声,弟子也就越来越多,孔子私学成了规模很大的教学团体。孔子开办私学,主张“有教无类”。教育的对象,不分地区、不分贵族与平民,都可以入学。孔子私学的学生主要是由平民所组成的,据近人考证,孔子学生真正来自贵族的,只有南宫敬叔、司马牛和孟懿子等少数几人。孔子私学教育的对象从贵族推广到平民,适应了当时士阶层的兴起,顺应了文化下移的历史潮流,这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孔子私学的教育目的是“学而优则仕”,培养从政的人才。“学而优则仕”包涵着这样的意思,即不学,或者虽学而不优,就没有做官的资格。孔子用它来补充世袭制,这一点对于奴隶制传统是有所突破的,对以后2000多年的封建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孔子私学,以六艺作为教育的内容。这是儒家私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