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财政问题-赵燕菁、马光远等.doc

厦门市规划局局长赵燕菁:放弃土地财政就是自毁长城
2010年09月02日 01:08第一财经日报【大中小】 【打印】共有评论0条
邵芳卿
在土地财政的利弊之争中,厦门市规划局局长赵燕菁坚决站在正方一边,反对轻言中国城市化道路改弦更张。
“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的发展模式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但现在一边倒地否定土地财政,似乎它一无是处,则是十分危险的。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土地财政基础上的。某种意义上讲,土地财政乃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竞争力!放弃土地财政模式无异于自毁长城。”日前,赵燕菁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时说。
赵燕菁认为,土地财政模式需要改进,完善,而非放弃,更非转型。政府应当做的是完善二次分配,将土地和高房价中获得的收益,确保新增市民都有一次置业机会,以分享社会财富的增长。
“让市场决定房价,让富人多掏钱买房,然后通过‘房改’等二次分配机制,将这些财富转移给更广大的社会阶层。”说此话时,这位加迪夫大学博士同时拥有两个头衔: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常务理事、厦门大学教授。
反对改弦更张
对于国内有些学者所提的“中国城市化速度过快”、“中国城市化率被高估”、“中国城市化道路必须改弦更张”等观点,赵燕菁不以为然。
“我觉得舆论界、经济界对城市化的讨论缺少坚实的理论基础。城市化不能仅看数量,还要看质量,简单比较城市化率没有任何意义。”赵燕菁说,城市化的本质,乃是公共服务。城市化是公共服务在空间上的叠加。
他说,讨论的混乱,源自于我们对中国城市化的模式还缺乏深刻的理解,“我们基本上不知道中国经济是怎样起飞的。”
近期,有学者指出,中国过去的城市化道路仅是城市空间扩张意义上的,而非人口聚集下的人口密度优势和规模优势上的,未增市民幸福指数,必须改弦更张。
就此,赵燕菁指出,这表明已开始意识到城市化不仅仅是简单的数量,同时还有质量。但是仍未厘清基本概念,“究竟要‘更’什么‘张’?目标参照系在哪呢?什么是我们所要的城市化?还没搞清楚目的地,就急着说我们现在的路走错了。”
他认为,城市化的经济学的目的,就是通过规模经济、集体消费,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人口密度是公共服务的函数,人口集聚,是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的前提,唯有大规模的空间集聚,才能降低公共服务的平均成本,获得递增的报酬。说中国是只有空间扩张的城市化,是外行的说法。
针对未来城市房地产价格是降还升,他认为,地价是公共服务的函数,公共服务质量越高(公园越多、交通越方便、治安越好),价格(门票、车票、税收)越低,外溢到土地上的价值就越高,需求的增加和消费者之间的竞争,自然迫使地价上升。土地没变,但附着的服务变了。尽管可能有起伏,但“除非政府有意降低公共服务水平,否则,伴随城市化的深化,地价上升就是一个不可逆的长期趋势”。而容积率的提高,不过是市场对冲土地价格,降低单位建筑面积中土地成本的经济手段。“你不能指望地价很低的市场条件下,提高土地的使用强度”。
力挺土地财政
赵燕菁认为,建立在垄断土地一级市场上的“土地财政”是中国特有的城市化道路的核心,是中国独有的优势。
“任何一座城市,其城市化速度快慢,取决于它获得第一笔融资的能力。”公共服务提供的最大门槛,就是其一次性固定成本。一座桥梁必须一次建成,才会发挥效益,哪怕只差一米,这座桥梁就毫无价值。道路、污水厂、地铁都是如此。“七通一平”缺少一项,土地就无法发挥其功用。因此,克服筹集“第一笔钱”难题,便成为所有城市化模式面对的核心问题。
他指出,在中国的经济模式下,地方政府的土地收益,不是政府投资收益,而是地方政府从市民手中的融资,是借来的钱,是其提供70年服务的贴现。既然是融资,抨击地方政府卖地是“寅吃卯粮”,就没有道理。了解了这个关键性差异就会明白,地方政府高地价,并不是利用垄断地位与房地产开发商相互勾结追逐暴利的贪婪行为,而是经营成功的体现。相反,压低地价,让利给开发商,才真有可能是将未来政府的服务,转送拿地的个人。
“现在经常看到有媒体、学者将中外地价直接对比,这是最低级的概念错误。美国是地价不含未来的服务,未来的服务体现在财产税里,而中国是免征财产税,地价包含70年的公共服务。因此,中国地价中很大一部分是政府抵押未来服务的融资,不是净收入。”
赵燕菁认为,中国市民花钱买房子,如同购买城市股份,在地价上与政府风险共担,与美国地方政府发行债券一样,都是为了融资。但如同股票和债券的差异,中国未来的政府免费提供服务,无需返还欠款;美国市政债券需要偿还,违约就会破产。相应地,中国市民分享城市的财富增长,美国债券持有人只获得相应的利息。
他认为,建立在土地国有上的垄断的一级市场是中国城市融资的最大优势,虽然近年来征地拆迁摩擦急剧增加,但就整体融资而言,仍然效率奇高,远胜实行税收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