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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闲供》:明季文人的乡愿生活观及其保真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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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廷乾《贵州文史丛刊》 2007年第01期
内容提要:明季文人普遍追求的是一种世俗化的乡愿生活观,他们将世俗生活极度艺术化、精细化,并在这种生活中“以性立命”、“修命留性”,以求“采真”、“保真”,追求生命的真谛。“三清”作品则是这方面的最好诠释。探索这种乡愿生活观有助于我们认清晚明文人的生活本质,纠正所谓个性解放的偏颇。
关键词:三清乡愿生活观采真保真性命双修
中图分类号:I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50(2007)Ol一15—6
提及晚明社会,一般认为那是一个思想相对解放的时代,甚至解放到了一种脱缰的程度;提及晚明士人的心态,一般也认为任情适性、张扬个性。追及渊源,也都认为受崛起于明中叶的王阳明心学尤其是左派王学的影响,是儒释道三教圆通、狂禅之风盛行的结果,是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魏晋名士风流的再现,等等。然而,在以程朱理学为主导的社会统治思想之下,一种与统治思想相背的新思潮是否会波及到晚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是否会波及到晚明的所有文人、是否会波及到晚明文人的主体,其波及的程度是否达到了深入文人个性并推及到文人的文化品格上去,恐怕没有人做过严格详实的考证。晚明文学也并非几个文学流派所能代表,晚明文人也并非僚曹廊署文人所能涵盖。少数文人的“病”“癖”“痴”“狂”并不代表整个社会的文人皆“病”“癖”“痴”“狂”,尽管在有些文人身上有魏晋名士风流的影子,但在本质上已是截然不同。一种新的社会思潮的较为普遍的流行,肯定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文人的个性乃至文化品格,但必定要根植于一定的文化基质。晚明文人的文化品格必定要依存于晚明社会生活,一方面,传统的生活方式、传统的文化理念对文人的影响不能漠视;另一方面,社会世俗生活对文人生活的影响与消弥作用也不能漠视。“文人”称谓在明代的成熟,文人作为类的出现,自有其社会角色和身份地位的区别特征。所以,不能把某些文人的所谓“病”“癖”一概视之为承载某种社会新思潮的表现,文人作为一定时代社会的人,在适俗与抗俗之间,大多数的文人采取的还是适而变通的策略。有人把袁宏道等人的“病”“癖”“痴”“狂”的生活观视之为世俗生活的极致化,是晚明新思潮下的新文化人格的显现,但这其中有不少文人的狡黠。即如晚明文人的乡愿生活观,也不过用文人的手法将世俗生活点缀成高雅化而已。所以,难怪在晚明“举世皆乡愿”的情况下,有人却要“宁为狂狷,毋为乡愿”。也难怪在晚明不管在朝还是在野人士,都喜以“山人”自称的情况下,也有人以称“山人”为耻,于是又有了“真”“假”山人之辨。更何况晚明文人留下的一些作品,多有矫饰浮虚之弊;晚明文人的个性显现,也多有故意矫情任性之嫌。
因此,还原晚明文人的世俗生活真相,从根本上去审视晚明文人,比单纯从社会思潮角度去片面评价应该更有意义。在晚明文人的作品中,有一类现象值得重视,那就是有关“三清”(清供、清玩、清赏)的作品赫然成为一个系列,“三清”成为晚明人尤其是晚明文人的一种普通风气。“三清”作品成为细致表现文人日常生活艺术的别致小品。这类作品重要的有程羽文的《清闲供》,屠隆的《考槃余事》、《山斋清供笺》,袁宏道的《瓶史》,文震亨的《长物志》、《清斋位置》,高濂的《燕闲清赏笺》,陈继儒的《岩栖幽事》,王象晋的《清寤斋心赏编》等等。晚明文人在乡愿生活中“采真”“保真”,在俗世生活中获取人生之真滞,都在这些作品中得到了细致的展现。程羽文的《清闲供》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一、虽有浪漫但更多理性的乡愿生活观

明代文人以南直隶和浙江为最多,据初步统计,有作品流传的两地均有两三千人以上,且明中后期更多,山人也以这两地为最多。明季江南文人寄居市镇,采用的生活方式用时人的话说是“市隐”,是“大隐”的一种普遍的、灵活性地运用。《庄子·缮性》就说过:“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后汉书·逸民列传序》论隐士时也说:“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操,或去危以图其安,或诟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白居易也曾说“大隐隐于朝,小隐隐丘樊。”明人是很理性地将大隐与俗世生活结合起来,生活于明中晚期、主盟文坛数十年、被称为有明山人的真正代表的王世贞和另一位山人巨擘陈继儒,分别从不同层面对晚明文人生活及处世方式以巨大影响。王世贞在《弇州山人续稿》卷四十四《俞仲蔚先生集序》中说:“吾不徇人,亦不避人;吾不厌世,亦不悔世;吾不以名就名,亦不以匿名钓名,如是而已。”陈继儒在《陈眉公集》卷五中说:“隐士如寒烧草灰而根存,亦复如夜书烛灭而字在”;在《岩栖幽事》中说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