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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神”制度与方仙道:
齐国的宗教文化结构,为战国至汉的文化整合运动提供了一种内在的构成机制。所谓齐国的宗教文化结构,是指齐国的上层政治意识形态与下层宗教文化形态之间,构成了一种相互包容、相互支持的思想、伦理机制或文化融贯机制。具体来说,在历史的进程中,齐国逐步形成了一种“道-巫(仙)”的文化结构形态。“道”主要是作为一种上层的政治伦理和思想文化理念而存在。其实践方法论精髓,乃可归之为“简礼从俗”。按《史记·鲁周公世家》载:
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史记·鲁周公世家》。
又《史记·齐太公世家》载:
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
为大国。
《汉书·地理志》亦云:
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士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
智。
可见,与鲁伯禽以儒家理念推行的“移风易俗”《淮南子·要略》说,周公受封于鲁,以此移风易俗。
路线不同,齐吕尚(姜太公)所表达、推行的“简礼从俗”,被后人称为“道术”王明先生提出,伯禽治鲁的方法乃是一个思想传统的开端,“后来儒家思想的形成正是继承这个传统文化而发展。”与此同时,“太公路线的纵向发展,影响所及,在先秦时期,曾经开了两朵花,结了两个果。一、到春秋时,完成了齐桓公和管仲的霸业;二、到战国时,产生以齐都临淄稷下为文化中心的学派。”“当时齐国尊贤尚功的政策,已经隐约孕育着后来道家和法家的学说。”因此可以说,“齐文化在学术流派上的孳乳,总的说来,主要表现为道家思想”;“齐文化主要是道家文化。”参见,王明:《周初齐鲁两条文化路线的发展和影响》,氏著《道家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5、18页;《再论齐文化的发展》,氏著《道家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2页,第31页。
。所谓“简其君臣礼”,其目的不单单是简化各种繁琐的政治礼仪,实际上是要采取一种相对宽松的治理结构。而“从其俗”,则明显就是尊重、包容、扶持民间社会****俗、信仰,以及生活、生产方式的存在和发展。“简礼从俗”这种理念,可谓型构了齐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如,齐桓公时期,管仲在政治管理方面虽然极为强调“法治”,但在文化政策上却很似乎开明。管仲提出“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并积极采取“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之“卑而易行”的政策《史记·管晏列传》。
。在齐学术思想上,“简礼从俗”原则也得到直接的支持。如《慎子·佚文》倡导“礼从俗,政从上”。荀子也以为,“以从俗为善,以货财为宝,以养生为己至道,是民德也”(《荀子·儒效》)。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坚持“简礼从俗”原则下,齐历代政府对齐地民间宗教及巫俗文化不仅很为尊重,而且试图把其提升、融入到国家化的伦理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内容当中。如此,一种融贯“道”、“巫”(仙)的文化运动机制即贯穿于齐文化传统中。
如,吕尚(姜太公)作“八神”制度,据《史记·封禅书》载:
八神称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齐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