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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人形成回归潮流媒体评出我国十座宜居小城
  2010年05月28日16:14  南方人物周刊
小城之春
中国十座宜居小城
本刊编辑部
“小城之春”看似已经到来,实则背后有很多问题悬而未决,我们所给出的概念和评选,与其说是对实然的一种描述,不如说是对应然的一种期望
从2008年初到2009年底,知名作家、公共知识分子余世存过了一段“隐名”、“私人”的生活——他从北京跑到了两千多公里外的云南大理,一座20多万人口的中小城市,过了近两年的半隐居生活。
“一是为了治病,一是为了写书。”谈及逃离北京的原因,余世存说。要完成这两个目标,北京都不是一个好地方,寒冷的气候不利于他的风湿病,而北京喧嚷的环境也不利于他创作。“在北京几乎每天都有饭局,为了聚会,有时不得不在路上堵上三四个小时,见面之后,接触的又多是一些垃圾信息。”余世存曾在很多场合说过自己有当代的都市病,比如抑郁症、亚健康,“我们是被城市异化太深的一批人。”
在大理市郊,余世存租了一套民房,一年9000元的租金,带有一个院子和一块菜地,躺在床上就可以看到洱海。“每天睡觉到自然醒”,看书,写作,种菜,晒太阳。“一天晒的阳光,比在北京一年都多。”两年中,他的风湿病,好了很多。
余世存发现,自己并不孤独,越来越多的都市人选择在大理定居,其中有作家三毛的老师、杜聿明的高中同学、孙中山的重外孙,还有不少画家、导演、文化人,也不乏成功的生意人、退休官员。
近两年的大理生活,他最大的变化是“去北京化”,“对人生的态度更纯正了”。“以前以为离京就会感到‘失重’,现在一点这想法都没有了,北京的生活对我再没有吸引力,我完全可以接受在一个山清水秀的中小城市长期定居。”虽然最近他因为出书及家庭变化的原因再度回到北京,但再次离开北京几乎是必然的。
余世存还接触到长住大理的一批外国人,“他们比我还穷,在他们国家就是靠政府救济金生活的,但是他们活得比我要舒展、要快乐。”按余世存的描述,他自己比房东要穷,但他比房东活得要快乐。
回归小城
逃离北上广,逃离大都市,来到二线城市、中小城市,似乎已形成一股小小的潮流。这不仅存在于文化人、名流、有钱人之中——为的是找个清静之地修养身心,闭关创作,或者享受生活;也存在于为生存打拼的年轻人和城市白领中——为了调节身心,也为了寻找创业和工作机会。
两个月前,28岁的倪静(化名)刚把北京的房子卖掉,打算回老家四川自贡生活。“北京的生活太不接地气,供房也太累。”倪静在北京一家媒体做记者,跑的是最高法、最高检的线。这个领域高得有点虚无飘渺,与她的兴趣、生活没有任何交集。她不喜欢北京的另一个原因是生活节奏太快,城市太大,“朋友见个面都要提前一个星期约”。北京的生活让倪静有“螺丝钉的感觉”,朋友虽多,却多属浅尝辄止,她对北京没有感情。
节奏慢,离父母近,这是倪静喜欢小城自贡的地方,这种环境也有利于自己文学创作的兴趣。倪静的想法得到了老公的支持。她先生是位大学教师,家乡在浙江台州,两人计划在两边老家各住一段时间。
倪静毕业于名牌大学,毕业后分别在广州、北京的知名媒体工作,回自贡后,有什么好的工作呢?“我完全可以接受像《自贡日报》这样的单位,”倪静说,“我能接受自己‘往低处走’。”生活本来有无数的可能性,但在世俗的眼光与大一统的思维****惯中,中国的年轻人似乎只有生活在大城市、买房买车往高处爬才算成功,完全忽略个人的幸福感受,多数过得不幸福。
一项名为“中国中产家庭幸福指数”的调查显示,在开展调查的10个地区中,北京、上海、深圳、浙江4个地区家庭幸福指数均在合格线以下。住房压力大、工作压力大、交通状况不佳、缺少与家人相处的时间,这些都是影响受访者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另据某杂志与网站的联合调查,超过67%的人认为二线城市的综合幸福指数会高过一线城市。目前,“逃离北上广”已成为网络上的热门话题,而且相当部分城市白领已经付诸行动。
“这种现象是一种进步,”城市营销专家王志纲说。从人类社会发展来看,都要经历这样的过程——巨型城市化、高度城市化后再逆城市化,这是一个趋势。王志纲举例说,日本上世纪60年代经济高度发展,东京办了奥运会,跟现在的中国很像。当时东京也跟我们现在的大城市很像,日本几乎所有年轻人的梦想,就是去东京,东京人口急速膨胀,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后来,伴随着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的发展,一部分人迁出了东京,有许多人在东京上班,但家在两三百公里外,东京周围形成了一个城市带,在东京两小时车程内,聚集了四五千万人口。
在欧洲和美国,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只有8%的美国人生活在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88%的人生活在人口不到50万的中小城市。
“大城市立足不容易。一个人在大城市可能算不了什么,在中小城市就是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