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文案]时评.doc

[社论]政府补贴保壳,给市场发展“帮倒忙”
随着2013年年报发布、详细财务数据的披露,不少上市公司业绩的含金量也现出了“庐山真面目”———名目五花八门的政府补助在其中出力不少,一些公司获得补贴金额甚至占了净利润的绝大部分。
    根据同花顺数据统计,截至4月3日,共有1934家上市公司发布了年报,其中,获得政府补贴的公司有1350家,占比高达70%,。其中,马钢股份、岳阳林纸、国通管业、大康牧业等公司都是依靠政府输血才得以扭亏。
    其实,政府慷慨补贴最重要的目的在于保壳。我国公司上市资格是一项非常稀缺的资源,但由于退市制度标准模糊,钻法规的空子令公司成为“不死之鸟”或保住“壳资源”圈钱的现象十分普遍。以往的退市规则是连续两年亏损则要带上*ST,连续三年亏损暂停上市,连续四年亏损则需退市,而2012年将ST公司退市规则改为“最近一个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显示当年年末经审计净资产为负”后则对扭亏的要求更高。除了有公司利用虚假资料玩“二一二”游戏(连续两年亏损后微利)一边圈钱一边逃避分红后,另一些ST公司亦忙于利用同样的方法保壳,方法是把手伸向政府补贴。例如,已经连续亏损两年的*ST亚星,,无论从日期或数额均可明显看出这是为了保壳而发放的补贴。
    政府对于辖内的上市公司“逢死必补”已是潜规则,除了“壳资源”的价值外,亦在于上市公司为其带来的经济与政绩资源。一方面,推动本地的企业上市,即可快速圈钱获得巨额融资拉动地方G D P,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是变相或更高端的“招商引资”。另一方面,辖内拥有的上市公司数量与卫生文明城市一样可以作为一个政绩认证,甚至可以此作为发达的“证据”,而一旦辖内上市公司退市(多数是国企),对地方形象、政绩、招商等均可能带来连锁的负面影响。因此,政府补贴上市公司保壳,是出于经济与行政的双重利益驱动。
    实际上,政府“不择手段”地推动辖内公司上市,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例如,前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到任山东省省长时正逢IPO重启,出台了规定“2017年年底直接融资比重提高到20%以上”的文件,山东立即出现IPO饥渴。地级市、县级市纷纷出台财政、土地优惠政策助力企业上市,有些城市为此给予专项经费支持并纳入财政预算,对于成功上市的企业还从财政拨出数百万元的现金奖励。以前,甚至出现过政府造假“帮”企业上市的案件。
    在资本市场发展初期,由于企业对股份制改造缺乏了解,地方政府作主导曾经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理念加深与资本市场发展,政府介入并未减少,只因在这场上市游戏中政府与企业已成为利益共同体。政府拉动了G D P、提升了政绩,企业也得到巨额融资,看似是个“双赢”的结果,实质上却与资本市场的本质及企业上市的应有动机相悖。资本市场本是为有盈利能力的公司提供融资,亦为投资者提供投资机会的平台,优胜劣汰才能保证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政府用补贴为失去盈利能力的上市公司保壳,这种过度介入让丧失融资能力又无法给投资者回报的股票长期霸占着市场,让本应成为标准的公司实力丧失参考价值,这种畸形现象扭曲了资本市场的定价机制,亦令企业产生补贴依赖,纵容其不思进取。
    政府以补贴为上市公司保壳,看似给企业和市场帮忙,实质上是越帮越忙。有补贴做后盾,上市公司不考虑盈利只顾圈钱,投资变投机,A股市场乱象加剧,无论是企业或资本市场都在这恶性循环中陷入更深的漩涡。
[短评]孝子杀母,悲剧没理由被遗忘4月3日,涉嫌用菜刀砍伤自己母亲,并随后试图用剃须刀***的杨某,经过听证会和检委会的讨论,由东莞市第二市区人民检察院宣布,决定不起诉涉嫌故意***罪的杨秀。这样一个结局,赢得了法律界“合情合法”的称赞,同时,也让案件的许多关注者感受到社会不幸中尚存的一丝暖意。
    对于这样一起“孝子杀母”案件,因为最终没有造成致命后果,也因为媒体披露了杨某与母亲在东莞孤苦悲惨的生活情景,公众舆论给予杨某更多的不是苛责而是同情。可以想象,伴随着司法机关的宽大处理,以及媒体的竞相报道,杨某所获得的社会救济短期内应该不会稀缺。
    但是,近年来,包括杨某在内发生的数起“孝子杀母”案件,所折射的判决层面的“情与法”的讨论固然吸引眼球,但由此延伸出来的问题恐怕绝非止于上述范畴,而是牵扯了如何预防此类悲剧再演,以及如何有效地救济身处此类情景人群的议题。很显然,法律只能给予具体的他(她)以仲裁,社会救济只能聚焦于事发之后的“他们”,但潜在的悲剧制造者们没有理由被社会所遗忘。
    以杨某为例,来自云南的他学历低下、能力有限,性格又颇为内向,携母亲来东莞,一边打零工一边照顾母亲,这样的生活几乎让人不忍细看。在经济急速发展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