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马一浮先生诞辰周年暨国际学术研讨会.doc

纪念马一浮先生诞辰周年暨国际学术研讨会.doc孝悌与功利:谈谈叶适的孝道观念
四川大学教授、《儒藏》主编舒大刚
叶适是“永嘉学派”的突出代表,也是南宋实学派的集大成者,他一生讲求实事实利,毕身追求学术的实际效用;主张内修国政,外御强辱,还亲身参加开禧年间抗击北人南侵的战争,取得不可多得的胜利。他的学术,在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法律、史学、宗教等各个领域,都广有造诣,形成注重“事功”的“实学派”,与肆谈“义理”、“心性”的“理学派”和“心学派”并驾而驱,鼎足而三,是宋代儒学的重要学派,是对中国儒学的重要发展。近时以来,关于叶适上述思想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成绩可喜。但是,作为讲求事功的永嘉学派中人,叶适对道德修养问题态度如何,特别是对传统孝悌观念的认识如何,还未见有人专门探讨。这里,欲结合对叶适****学记言》和《水心集》的阅读,谈谈他的孝悌观问题,愿识者有以教焉。
一、德为人之干,孝为仁之本
儒家本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的学派,他们的学术当然要建立在教德、教能上来,也就是说要道德修养和政事成效相结合,孔门四科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者并举,德行居首,而语言、政事、文学皆其实用,视之为事功亦未尝不可。《易》之乾首揭“元亨利贞”,《文言》曰:“利者义之和也”;《系辞》又曰“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提倡“进德修业”,推崇“盛德大业”,是经亦未尝不言“利”也。义、利本来一体两面,相须而行,亦相须而重。
然《论语》又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用人们对“义”“利”的追求态度,来衡量君子与小人之分。墨家主张“义,利也”,法家更是重利轻义、以利灭义,仁义遂成虚辞。董仲舒为矫其弊,独标“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自是之后,似乎“道义”与“功利”成了对立之物,重道德修养者羞言功利,重功利者又往往忽视在内的道德修为,故学益偏而德越薄。叶适反对董仲舒将“义、利”、“道、功”对立的观点,也反对朱、陆空谈性道,明确提出“事功”、“实利”,以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学记言》卷二三《汉书》“传”。
但是他是不是就只重“功利”,就忽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呢?回答是否定的,叶适对以孝悌忠信为基石的儒家道德伦理不仅不忽略,而且十分强调,将其摆在诸能诸德之首位。
他说:“治身之义、事君之节,二者君子之极行也。于治身也能谨其小,于事君也能识其大,而君子之行不远矣。”治身即修身,属于道德修养范围;事君即政事,属于事功的范围。叶适认为这两者是一个想修成“君子”的人的最高境界(极行)。如果在修身时从小事上严格要求自己,在政事上能识大体、顾大局,这就离君子人格不远了。在治身与事君二者的关系上,叶适认为有本末、先后的区别,他说:
“于治身之谨诚,细微无不尽焉,则推而达之,固所以合乎人伦之大义也。岂非所谓‘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而非偶然幸致者乎?”叶适《黄端明谥简肃议》,《水心集》卷二六。
也就是说,如果能在治身上谨慎修养,无纖毫过失,然后将这一品德推而达于政事,就实现了人生的最高目标,亦即治国、平天下。治身是本,是先;政事是末,是后,这其中的轻重缓急、铢两轻重,是十分清楚的。
叶适还在《答省詹书》中明确说:“君臣、父子、夫妇、朋友,宾主之大伦也;慈孝、恭敬、友悌、亷逊,忠信之大节也。”君臣、父子、夫妇、朋友、长幼,是为“五伦”。自帝尧令皋陶掌教,务明人伦,在宽;孔子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