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区分历史书写的三种范式- 认知性的历史、认同性的历史与承认性的历史.doc

论区分历史书写的三种范式- 认知性的历史、认同性的历史与承认性的历史.doc论区分历史书写的三种范式: 认知性的历史、认同性的历史与承认性的历史
对于近几十年西方史学的发展趋向,理论家们有过许多讨论。一种较为有代表性的概括当为后现代史学。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针锋相对,具有很强的理论批判与反思色彩,要消解启蒙时代以来近代历史认识的客观性与规律性。海登怀特在对19 世纪欧洲的历史书写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选择某种有关历史的看法而非选择另一种,最终的根据是美学的或道德的,而非认识论的,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将自由地对历史进行概念化、理解其内容,以及用他们自己的道德和审美愿望最相符的任何意识模式来构成阐述历史过程的叙事。《元史学》的问世,吹响了后现代史学的号角。一批以反映宏大历史叙事为主调的著作问世,如史景迁的《王氏之死》、拉杜里的《蒙塔尤》、金兹伯格的《奶酪与蛆虫》、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达恩顿的《屠猫记》,等等,这些以新文化史、微观史等为取向的历史著作,往往被归到后现代史学的名下。
就历史书写的理论分析而言,怀特的认识是深刻的,但同时也是偏颇的。他说得对,每一种历史书写的背后,都离不开历史哲学的支撑,没有历史哲学,大师们写不出这样的作品。但问题也正在于此,任何一种历史哲学都并不完全是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自由想象的结果。资料的约束性与历史过程的约束性,使得历史书写与文学创作有着根本性的差异。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看,都是如此。怀特将历史书写等同于文学写作的认识,以及新文化史的史学实践,激起了另一些人的强烈批评与不满。
希梅尔法布认为: 后现代主义的做法是一种怯懦的倒退,如果接受后现代主义,就等于否认人类会有共同的地方,即普遍的人性,历史也就会变得支离破碎,毫无意义。在安克斯密特现在看来,历史学就像是一棵大树,大写的历史是躯干。18 世纪以来,许多历史学家不但充实了树的躯干,也研究了树叶与树枝,可是树的躯干始终是研究的核心。与此不同的是,后现代主义破天荒地第一次以树叶为研究中心,试图描述历史的枝枝叶叶。树叶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旦秋风起,它们就会从树上掉下来。而当代西方史学,就已经面临着秋天的降临。约恩吕森则从人们需求的角度出发,表达了对后现代主义的不满: 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历史经验的观念,否则历史思维将会导致彻底的相对主义。而相对主义的代价太高了。我们仍然需要通过逻辑理性得到的历史范畴; 没有它们,我们不能历史地思考。另外,我们需要一个历史的概念,这个概念正视了关于这个日益增长的世界的最新体验。
历史学中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争论,过于书斋气、过于学科化、也过于西方化。首先,历史书写从来不是书斋里的学问,是不同时代的人们对过去、现在以及将来进行重新思考的一种方式,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深深影响着每一代历史学家的思考内容与书写方式。历史书写既不会被杀死,也不会被无限自由地创造。其次,历史学家的认识不等于历史认识,可以说人类以往的一切经验性知识,都是历史认知。那些被逐步切割成各个学科的知识,社会学的、人类学的、政治学的、伦理学的、自然科学等等,都曾是历史学家思考的对象和内容,历史学家从祭司到学者身份的下降,是作为个体知识专门化与片面化的结果,也表现出思考历史进程能力的下降。认识的欠缺绝不应当成为否认认识的依据。第三,现代与后现代的区分,根本上依旧是西方线性历史思维的延续。也许我们可以问,历史理解为什么只能是一种方式与另外一种方式的对抗或否定?
在思考历史学的发展过程时,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或许会给我们有益的启示。他认为,一个范式在它最初出现时,它的应用范围和精确性两方面都是极其有限的。范式之所以获得它们的地位,是因为它们比它们的竞争对手能更成功地解决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为实践者团体认识到是最重要的。危机是范式转换的重要原因。当范式变化时,通常决定问题和解答的正当性的标准,也会发生重大改变。科学革命是打破传统的活动,是世界观的改变。革命之后,科学家们所面对是一个不同的世界。
依据这种对科学理论的解释,我们可以区分出历史书写的三种范式: 认知性的历史、认同性的历史与承认性的历史。三种范式分别以启蒙运动以来的进步史学、民族国家史学与后现代史学为代表。这种区分,或许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西方当代史学趋势的理解。
一、认知性的历史
认知性的历史,其时代背景是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哥白尼、洛克、牛顿、莱布尼茨、笛卡尔、休谟、孔多塞、伏尔泰、康德、黑格尔等人是这个大时代的思想巨人。他们共同的追求是用理性认识真理,但方法取向各有不同。在最终形成的英国经验主义传统中,洛克是重要的一环,他说,一个人所自期的,如果只是要想对于尚在幽暗中的一个题目,坦白地呈示出自己的猜想来,而且除了无偏颇地探求真理以外,别无它途,则他所能为力的亦只有求诉于他人底经验和观察了。以笛卡尔为代表的法国理性主义者,则采取了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