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 论文.doc

阿Q的“Q”与精神胜利法
—阿Q性格特征管窥
内容提要:阿Q是一篇千古文章,本文以阿Q性格特征为核心,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是“未庄”,论述了阿Q性格形成的社会根源、社会背景、原因等;二是“脑袋”,论述了阿Q“Q”的艺术,他的精神胜利法的个性与共性;三是“镜子”,论述了阿Q精神的现实意义以及正确认识阿Q精神。
关键词:阿Q、阿Q精神、精神胜利法
在中国现代小说书廊中,阿Q的知名度可谓极高,他自1921年12月4日在鲁迅笔下现身之后,当即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阿Q正传》称得上现代小说的经典之作,它不仅属于过去,属于现在,同时也属于未来;不仅属于中国,同时也属于世界。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曾说过:“这部讽刺写实作品是世界性的,法国大革命时也有过阿Q,我永远忘不了阿Q那副苦恼的面孔。”(1)
理解阿Q这个“光彩夺目”的人物形象,显然离不开其精神胜利法。日本学者丸善常喜以为:“全称为阿‘Quei’的人物的名字实际上意味着‘鬼’。汉语是指幽灵或亡灵。(2)”这种说法颇有见地。对于阿Q及其精神胜利法,也自然容许种种不同的看法,正如鲁迅自己所言: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是因读者而不同。今天,我读阿Q,在这里,我只想说一说关于自己对阿Q的一些感想。
未庄
“Q”像是未庄,这是近乎封闭的只有一条河道与外界沟通的未庄。这里盘踞着以赵太爷、假洋鬼子为代表的封建势力,他们长期在政治上压迫、经济上剥削、精神上毒害、人格上侮辱着像阿Q、小D、老少尼姑等这样的下层人民。这里的农民极端愚昧,他们精神麻木、目光短浅,与之相应的是异常落后的生活方式。在如此的环境中,阿Q(们)就各方面而言都处于受害者的地位。他们面对失败的命运和奴隶地位居然采取辩护粉饰的态度,用瞒、骗自己而“造成奇怪的逃路”,寻求精神上的所谓“胜利”。
而这种精神胜利的产生是有着及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阿Q生活于清朝末年中国封建社会的衰微时期,笼罩于全社会的封建没落思想,不可能不使阿Q这种浑浑噩噩的人,深受感染和侵蚀。封建统治者在自己濒临绝境的状况下,正是以精神胜利法来维护自己的面子的,上起“真龙天子”下至微不足道的“芝麻官”无不如此,并侵蚀到布衣百姓阶层来,成为一种社会性的心理特征。这种病态心理甚至在官方记载中比比皆是,在帝国主义的枪炮和兵舰的威慑面前,操纵着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大权的统治者,一方面却喋喋不休地自炫古国的文明与荣耀;一方面“天朝”在洋人面前由于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危机搅动,上上下下不复安宁,另一方面却还要在外交场合摆出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架势来。这种情况在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时更加明显,到了《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则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而未庄正是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农村的缩影。它是阿Q“精神胜利法”产生的土壤。辛亥革命失败后,北洋军阀代替了极端腐朽的清朝政府,而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问题——仍然没有解决。革命无力也不敢通过解决土地问题来唤醒民众,最终不过是在“咸与维新”的旗子下向封建势力做出了妥协。在革命过程中,革命的主力军——农民,曾经如火如荼地参加革命斗争,然而革命之后,革命的果实却被反动统治者窃取和掠夺了。农民依然遭到贫困和破产、被出卖,甚至于被枪毙的命运。革命后的中国农村依然如故,换汤不换药,就连那条象征封建统治的小辫子都没有统统割掉,而仅是被盘在头上或打一个结。待革命风暴过去了放将下来,还是可以安心地做大清国民!看来,革命原来是不曾关心农民的, 农民又何尝理解过革命?如阿Q这般只剩下一条不能再脱的裤子的农民,又怎能在革命中找到生路和自尊?
俗话说,“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好死不如赖活着。”阿Q(们)有万般痛苦与无奈,而在苦难如影随形的情况下,他们若想冲淡苦难,也惟有从精神上寻求解脱。于是,一种世界各国遭奴役国民所共有的缺乏自信的精神胜利法便诞生了。这一病态来自不断反抗中的不断失败。通常表现为自欺欺人、自尊自大、自轻自贱、畏强凌弱以及对敌人健忘等等症状,它实际上已成为国家强盛、民族新生的阻力。文章选择阿Q,不仅照出了辛亥革命的实质,而且照出了不同阶级等人脸上的尘垢与国民的弱点。针对于此,鲁迅先生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胸臆,写就《阿Q正传》。他并非以滑稽和哀怜为目的,而是通过塑造阿Q去探索“国民的灵魂(3)”,以指明“国民的弱点(4)”——精神胜利法,从而为读者开辟一条反省之路。
脑袋
“Q”就像阿Q的脑袋,圆圆的脑袋,细细的小辫。然而这其中却已饱浸封建思想这只“细腰蜂”的毒液。
阿Q有一套奇妙的逻辑。它能使不等式变换为等式,不必经过努力争取只要辗转相等,他便可以马上实现他的精神胜利。例如他想:“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可是他没娶过老婆又哪来的儿子?这是何等的荒谬!然而阿Q自从被赵老爷打了嘴巴,反而说“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