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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专业硕士书刊纠错能力的培养

所谓出版专业硕士书刊纠错能力的培养,是指引导学生从平时的阅读人手,发现并纠正书刊中存在的明显差错,逐步总结书刊出现错谬的规律,从而提高自身的编校水平,为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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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书刊编辑出版中存在“无错不成书”的现象,有些错误令人匪夷所思。书刊编校质量不高,固然与出版单位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出版周期过短有着直接的关系,但编辑人员素养不高、责任心不强、把关不严也是重要的原因。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如果我们的出版物内容陈旧、低俗,编校质量太差,必然会被读者抛弃。因此,提高学生的纠错能力、展开相应的专业训练是出版专业硕士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笔者以为可以从三个意识入手培养专业硕士的书刊纠错能力。
一、尊重作者而不迷信作者的意识
作为未来的编辑,必须明白一个道理,任何人都会犯错误,任何人都有自己的短板,特别是在从事精神产品的生产方面,每个人都存在着局限性。许多作者在某个领域可能是专家,但在其他领域可能是外行。有些知名作者也不一定能做到处处严谨。比如,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所著《话说周氏兄弟――北大讲演录》(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书中有这样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避祸危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为了逃避文字狱,他们只能选择与现实距离最远的考据学。(该书第269页)
钱教授在书中引用的是龚自珍《咏史》中的句子,而“避祸危闻文字狱”的原文是“避席畏闻文字狱”。在提到“三家村”事件时本书写道:
名为“三家村”,是因为他们(指吴晗、邓拓、廖沫沙)曾在《前线》杂志上三人联名用“三家村”的笔名写杂文。(该书第272页)
事实与此有所出入。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人并没有用“三家村”的笔名写文章,而是以“吴南星”(“吴”即吴晗,“南”代指邓拓笔名“马南�”,“星”代指廖沫沙笔名“繁星”)为笔名,在中共北京市委主办的《前线》杂志上开辟了一个“三家村札记”专栏,“三家村”由此而得名。
再比如,由程光炜、孔庆东、郜***等教授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是一本影响较大的本科生教材和考研参考书,一些港台和国外的大学也把它列为教学参考书目。但这本教材也存在不少差错,如书中在介绍鲁迅早期的小说创作时,说“继《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又陆续发表了《孔乙己》《路》等短篇作品以及中篇小说《阿Q正传》。”(见该书第51页)鲁迅的小说创作中,未见《路》这一篇,倒是在1928年4月10日写过一篇名为《路》的杂文,发表在同年4月23日的《语丝》第四卷第十七期,但这已经不能称为鲁迅早期的创作了。再如:该书在谈到新文学初期的戏剧创作略显贫弱时写道:“虽然也产生了胡适的《终身大事》、郭沫若的诗剧《棠棣之花》等创作,但在现代戏剧传统中的意义并非十分重大,真正对中国现代戏剧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作家和作品是在1922年以后才出现的。”(见该书第52页)胡适的《终身大事》的确创作于1919年,但是,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却是创作于抗战期间,且《棠棣之花》是话剧而非诗剧。另外,大概为了增加阅读的兴趣,本书中有不少插图,但插图的说明是成问题的,如第54页的图注明“仙台医学院”,实际上,鲁迅当时学医的学校是“仙台医学专科学校”。第226页在介绍老舍时,,注明“《四世同堂》第二部手稿”,但手稿上的字迹,却写着“骆驼祥子”。
出现这些问题,原因首先是作者不够严谨,其次是编辑不负责、不尽职,对于作者过于信任甚至是崇拜,因此没有进行严格把关,以致一错再错。这就说明,在一个急功近利的出版环境中,能够以平常心对待作者特别是名家是何等重要。
二、“杂学”积累意识
“杂学”是针对专门的学问而言,通常含有贬义,就如同许多人轻视编辑工作,将编辑称为“杂家”一样。实际上,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杂家”,比成为一个专家难度大得多。照笔者的理解,真正能够称为“杂家”的,必然是“大家”。说得再明确一点,真正的“杂家”就是“博学家”。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大家”不是“杂家”的。远的不说,近一点的,我们所熟悉的鲁迅、郭沫若、钱锺书、吕叔湘、叶圣陶、周振甫、启功、季羡林、王世襄等成就斐然的大学者,又有哪一个不是“杂家”呢?
笔者常常想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鲁迅那个时代的出版物质量大都比较高,很少有明显的差错,而现在的出版物却常常错误百出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那个时代编辑的素养比较高,尤其是在“杂学”方面,与作者不相上下,因此才能为作者把关。而现在的编辑主要缺陷在于“杂学”的储备不够。一个编辑平时所面对的,是知识背景不同、文字水准各异的作者。这些作者的劳动成果都要汇集到编辑手中,如果没有充足的知识储备,是不可能做好编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