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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工程公共形象的反思与再认识
三峡工程,一直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社会各界对三峡工程的认知和评价,形成了三峡工程公共形象。由于三峡工程的复杂性,三峡工程公共形象似乎是一个“多棱镜”、“万花筒”,莫衷一是。“民族工程”、“劣等工程”、“‘灾星’工程”、“‘权力’工程”,不一而足。三峡工程公共形象始终处于一种变动、被“遮蔽”的状态。
“(他者)形象的塑造虽然包含着塑造者的想象和欲望的折射,但又非不顾社会现实基础的纯粹想象之物,而且社会基础还影响着形象塑造者的视角,影响着对待他者的态度和评价。”“形象作为一种文化隐喻或象征,是对某种缺席的或根本不存在的事物的想象性、随意性表现,其中混杂着认识的与情感的、意识的与无意识的、客观的与主观的、个人的与社会的内容。”(周宁,《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而认同又是“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情感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弗洛伊德语)。看来,社会对三峡工程的认同还有很大的距离。江河时空格局的改变、恢复、平衡,社会秩序的重构,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在短时期内三峡工程公共形象得到改变是不现实的。三峡工程公共形象建构,过于乐观抑或过于悲观都是不可取的。
正确认识不同语境下三峡工程公共形象,是建构三峡工程公共形象的前提和基础。将三峡工程公共形象生成的不同历史背景、话语体系、主要表现形态等基本问题比较清晰地呈现出来,是非常必要的。
一三峡工程与民族工程、民生工程的形象定位
中国历史上,堪称民族工程者并不多见。民族工程具有一些特质。其最根本的是,不管哪种政治派别在关涉民族和国家问题上,始终具有一些显著的共同性。三峡工程作为“民族工程”、“民生工程”,其最重要之点就在于它始终与国家、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
著名新闻记者卢跃刚认为:“三峡问题不是个简单的对错问题,不是简单地技术分析利益的问题,需要将三峡工程放到现代化的背景下,放到三峡的历史背景下,放到中国社会特殊的体制背景下来看,才可能看清楚。”
1919年,孙中山先生提出:“由宜昌而上,……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30至40年代,国民政府也曾着手三峡工程的勘测设计准备。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成立以后,20世纪60年代经济困难时期,曾考虑分级开发或分期开发方案,想缩小规模争取上马。70年代初先建下游的葛洲坝工程,想以此促进三峡工程上马。80年代初提出150米的低坝方案。后经过重新论证,最终确定为现在175米中坝方案。
显然,不能把三峡工程仅简单看成一个水利工程,也不能简单地仅从某一个历史阶段来认识这项工程。三峡工程不仅关涉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更与国家发展、民族命运休戚相关。三峡工程的背后深刻地体现着国家和民族的意志。国共两党之所以都钟情于三峡工程,原因也就在这里。因之我们可以说,三峡工程,是一定政治、经济、技术条件下,中华民族治理长江的必然选择,是千百年来历朝历代治江思想的延续和发展,是中华民族水利工程思想、水利工程科技、水利工程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是中华民族治理长江的里程碑。长江中下游水患,是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千百年来,根治长江水患是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峡工程是中华民族一项伟大的政治工程,是一项伟大的民族工程和民心工程。
三峡工程作为民族工程、民生工程的公共形象,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现实的选择。这种形象贯穿于三峡工程科学论证、民主决策、建设管理、综合效益发挥和科学运行的全过程。这种形象体现了三峡工程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符合历史与现实条件,具有科学性,应该是三峡工程科学发展和社会认识的主线与基调。
当然,此种形象还需要向纵深开掘,向历史细节探寻,将视野和触觉延伸到全世界,体现国际视野。治水,是一个历史话题,也是一个国际话题。在治水与治国语境下,不同国家治水的模式如何,工程与国家、社会,工程与科技等不同维度之间的关系如何建构,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深入阐释,找出其中的逻辑关系和规律性。而不是依靠历史进行印证式的说明。在一个更高的历史起点、更宏大的历史视野、更开阔的历史场景来认识三峡工程的历史地位及其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价值,将三峡工程与世界其他大坝联系起来、对照起来,而不是就三峡工程谈三峡工程,是现实的迫切需三峡工程,一直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社会各界对三峡工程的认知和评价,形成了三峡工程公共形象。由于三峡工程的复杂性,三峡工程公共形象似乎是一个“多棱镜”、“万花筒”,莫衷一是。“民族工程”、“劣等工程”、“‘灾星’工程”、“‘权力’工程”,不一而足。三峡工程公共形象始终处于一种变动、被“遮蔽”的状态。
“(他者)形象的塑造虽然包含着塑造者的想象和欲望的折射,但又非不顾社会现实基础的纯粹想象之物,而且社会基础还影响着形象塑造者的视角,影响着对待他者的态度和评价。”“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