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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西方核心价值观与儒家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平等对话
——访杜维明教授
□本报记者  褚国飞
 
杜维明,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讲座教授,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曾应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之邀参加为推动文明对话而组建的“世界杰出人士小组”。他先后于2001、2002、2009年分别荣获第九届国际Toegye研究奖、联合国颁发的生态宗教奖和中国首届孔子文化奖。
 
作为“儒学第三期”的主要推动者,杜维明教授长期致力于阐释儒家经典,同时以世界文化多元发展的眼光审视儒家传统,力图通过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复兴中国文化。他开拓了“文化中国”、“东亚现代性”、“对话的文明”、“启蒙心态反思”等多个论域,在国际思想界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近日,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探讨如何以世界文化和现代文明为背景,更好地认识儒学这一内涵丰富的文化体系并将之发扬光大。希望这能为大家更理性地认识儒学,使我们的民族文化焕发更强的生命力,并为更好地推动社会和谐发展出一份力。
道学政相得益彰  经世致用济天下
记者:请谈谈您对儒家基本精神、核心价值的理解。
杜维明:儒家的基本精神,不仅注重理念,而且注重理念的实际运作。理念方面,就是厘清道、学、政三方面的关系,三者密不可分。“道”是儒家思想中的核心价值,其主体是身心哲学。“学”是指作为一个文献系统和学术传统的儒学,它兴起于孔孟时代,主要以经典注疏的方式在儒家知识分子中代代传承,一直到清代的乾嘉学派,都是儒家学统的体现。“政”就是在公共生活中体现出来的儒学,特别是体现在社会礼仪和政治制度中的儒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儒家“经世致用”的方面。
经世致用,其理论根据源于学术传统,而其灵魂则来自道统。儒家是入世的,所以它和佛教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一定要入世并转世,如果入世后它不认同现有的权力游戏规则,那就需要转世。“转世”就是立足于其核心价值,凭借其学术传统,发挥其经世致用的功用。儒家从不己拘于书斋,而是在立足“修身”的同时始终不忘“兼济天下”。
儒家的核心价值和学术传统向来都是指向经世致用的。比如说曾国藩,他是儒家传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学者,同时也是一个大政治家。他当时提出保国和保教的概念,指出保教比保国更重要。
在中国,亡国和亡天下历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亡国,那还只是朝廷倾覆、江山易主,但是如果亡天下,那就是一个社会的文化彻底瓦解,关系到每一个人的价值信念,所以这个时候任何人都有责任挺身而出。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也是儒家的一贯立场。
曾国藩还积极支持自强运动,向西方输送了中国的第一批留学生,让他们去学****科学技术。这些都体现了一个儒者强烈的社会关怀。从左宗棠、李鸿章、魏源、龚自珍一直到梁启超,这些深受儒家影响或者比较认同儒家思想的人,都试图变革当时的社会,都有经世济民的社
会责任感。所以说,经世致用是一直深深植根在儒学中的。
中国儒家重政治关怀  海外儒家扬人文精神
记者:经世致用的儒家传统在近现代有没有发生变化?在中西方的儒学研究中是否有所体现?
杜维明:据我现在对大陆情况的了解,中国大陆研究儒家的学者政治关怀特别强,他们把儒学当做政治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在这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儒家多半只是一个负面形象。譬如说,从民国以后,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无法现代化,或者说不能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