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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爷爷任弼时和奶奶陈琮英
2004年4月30日,“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同志在讲话中指出:“任弼时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以***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16岁就参加革命,46岁却英年早逝。30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成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一位主要领导人”,“人民军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
作为亲属――任弼时唯一的孙子,我参加了这次会议。聆听总书记代表党中央给予爷爷高度评价和很高荣誉,我的心情无比激动。
我在1969年出生时,爷爷已经去世19年了。我在奶奶陈琮英、爸爸任远远和妈妈娄惠平的身边学****生活了30多年。我根据父亲任远远生前收集整理的《任弼时画册》、1994年创作的电视剧本《任弼时》等资料,参考中央文献研究室、共青团中央关于任弼时的历史文献,特别是结合奶奶的言传身教和深情回忆,撰写此文,以纪念爷爷诞辰110周年。
奶奶《痛悼弼时》和《难以忘怀的记忆》文章中的爷爷
奶奶写过两篇关于爷爷的回忆文章。一篇是1950年爷爷病逝时写的《痛悼弼时》,一篇是1984年为纪念爷爷诞辰80周年时写的《难以忘怀的记忆》。虽然岁月飞逝,但重读这些文章,我感动依旧。
奶奶回忆说:“岁月流逝,弼时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四年了。他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他那革命的一生,他那忠于党和人民的崇高思想品德,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
1904年4月30日,爷爷出生在湖南省湘阴县唐家桥(现划归汨罗县)一个贫苦的乡村教师家庭。他生逢乱世,少年时代就萌发了爱国之心。上学时正赶上五四运动爆发。不久,他参加了***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开始学****马列主义,从此走上救国救民的道路。1920年,爷爷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他和刘少奇、萧劲光、任作民等同志一起去莫斯科,在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回国后担任团中央的领导工作,并兼任上海大学俄文教授。
“我十二岁那年到任家做童养媳,和弼时定下了终身。因家庭贫困,我十四岁进入长沙一家织袜厂当女工。1926年组织上把我接到上海与弼时结婚。此后,我在弼时的引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我刚到上海时,穿戴举止都很土气,在街上常遭到少爷淑女们的冷眼,弼时鼓励我说:不要怕,我们是在这里做党的秘密工作,是同敌人进行斗争,你要学会斗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上海一片白色恐怖。爷爷还像往日那样,顽强机智地从事党的工作。奶奶回忆道:“为了避开敌人的耳目,我们经常变换住址,改换姓名。弼时每次外出总要化装,或穿长袍,或着西装,有时蓄上胡子,有时又剃得精光。有一次,他一夜没回来,把我急坏了。天亮时他才回来,告诉我如何同敌人捉了一夜迷藏。
”在恶劣的环境下,爷爷始终很乐观,对革命充满了信心。
1928年,爷爷到党中央工作。这年秋天,中央派他到安徽视察,不久在南陵县被敌人逮捕。敌人对他动用了各种酷刑:吊打、压杠子、顶砖头、跪铁链子,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但他始终没有吐露党的机密。
“组织上把弼时被捕的消息告诉我后,我从上海抱着女儿苏明连夜爬上拉煤的火车,冒着刺骨的寒风,赶到长沙。伟伦纸庄是我叔伯哥哥开的,组织上让我以老板的身份和敌人对质。经组织安排,我请了进步律师何伟道,一起赶到安庆,和弼时见了面。随后,我又赶回长沙。不久,伪长沙公署接到安庆的通知,来和我对质,我按弼时编的口供作了回答。敌人威吓我说:你讲的都是真的吗?你们纸庄敢担保吗?我说:当然是真的,一切由我们担保!敌人挑不出什么毛病,悻悻地走了。直到第二年三月,弼时同志才获释。而我们的女儿苏明,因在火车上受风寒得了肺炎,不久就病死了。”可以说,我的这个没有见过面的姑姑,是为了营救爷爷在饥寒交迫中病逝的。
1929年11月,爷爷又一次被洋巡捕逮捕,投入了洋人在上海设的监狱。这一回敌人用了野蛮的电刑,在他背上烧了两个拳头大的窟窿,鲜血淋漓。但他以顽强的毅力,顶住了非人的折磨,再一次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保卫了党的组织和同志。爷爷出狱后,身体极度虚弱,中央准备让他休息一段时间,他摇摇头说,在牢里已经休息够了,我现在需要的是工作。不久,中央便派他到武汉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兼武汉市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
爷爷和奶奶来到武汉从事地下秘密工作,两人在法租界内租了两间房子住下了。“弼时买了些画具,开起了‘画像馆’。‘画像馆’的墙上,挂着一幅弼时画的人像,桌子上还摊放着一幅没画完的画。我每天为这些画清扫灰尘,接待登门求画的顾客。”
爷爷的绘画才能在中学里就显示出来了,但他从未想到要以画谋生,没想到此时还真派上了用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