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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变的权力部门贻害中国教育
建国之初,因天下甫定,客观上需要一个相对强势的政府。那时赋予教育行政部门巨大权力,还是可以理解的。但五十多年过去,执政方式的转变已成了时代主题,教育行政部门仍故步自封,其权力运转架构明显跟转变执政方式的时代主题不合拍,这已经是我国教育健康发展的障碍。
问题更在于,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还在以惊人速度扩张;扩张了的权力肆无忌惮地以自我授权方式把部门利益最大化的***性发挥到极致。
我国教育的症结不只在于垄断,更在于垄断权力本身就具有不正当性。
随着私立学校被改制和被吞并,公立学校大一统,教育被驱入政治功利的独木桥,这就注定了教育行政部门与学校之间领导与被领导、控制与被控制的反常关系,本应对学校提供服务、对全社会的教育发挥协调功能的教育行政部门因此掌控了不应属于它的权力,这种权力派生自与教育的独立本性完全背离的目的——控制教育。
对教育的狭隘定位和相应的控制型体制导致了教育功能的极度萎缩和畸变。就连教什么、怎么教或招生、考试这些地地道道的学校事务都必须听命于它。近十多年集中暴露的种种教育问题,无论是教材水平低下、教育质量低劣,还是摧毁学生的应试教育,根子都在教育行政部门这样一个掌控了巨大权力的机构所标志的教育独立性的丧失,根子都在这个权力的专横。
大学表现尤甚。近些年随行政权力恶性膨胀而派生的几种现象,就颇值得推敲。一是行政部门成了校内“政策”制定者,教师完全被排斥在学校大小事务的决策之外。行政部门所定“政策”但凡关涉利益,无不带有损害教师权益而大幅向行政倾斜的偏私性;二是以庞大编制存在且机构重叠的行政部门热中于制造出无数“工作”来骚扰教学、折腾教师,而且“政”出多门——别的不说,仅只来自不同行政部门的重复填表就令教师不堪应付,行政部门乐此不疲的折腾活动对教学造成严重破坏。第三,也是最恶劣的,是把过去对教师并不那么公开的贬损和防范公开化。例如,不少学校在所有教室安装电子监控设施,把教师的教学置于全程监控下。校内行政部门对教师的监管在有些学校以更露骨的形式表现出来:除了对教师授课的电子全程监控,教务处还每天倾巢出动,堵在教学大楼进出口监视教师出勤;如果他们自己要开溜,盯教师的“任务”甚至可以委托给打扫教学楼的清洁工。行政人员和教师之间关系的颠倒就被行政部门如此放肆地以老板、监工对劳工的最荒唐形式彰显出来。如此贬损大学教师,大学教师哪还有中坚力量的尊严?大学校园哪还有什么自由对话和创造性发展知识的氛围?
建国之初,因天下甫定,客观上需要一个相对强势的政府。那时赋予教育行政部门巨大权力,还是可以理解的。但五十多年过去,执政方式的转变已成了时代主题,教育行政部门仍故步自封,其权力运转架构明显跟转变执政方式的时代主题不合拍,这已经是我国教育健康发展的障碍。问题更在于,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还在以惊人速度扩张;扩张了的权力肆无忌惮地以自我授权方式把部门利益最大化的***性发挥到极致。
政策性祸害教育的一大恶果是由政策和制度预设并强化的教育不公,它贯通于教育的一切环节。其中对底层的排斥尤具制度性,近些年尤被强化,使得教育不公成为种种社会不公中最刺眼也最无理由辩护的不公。包括1999年秋季全面推行、而如今无人认账的所谓教育产业化。如果考虑到通过教育推进社会公正的教育民主化国际潮流,近年不断强化对底层的排斥,不能不说是倒行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