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转化型抢劫罪.doc

浅析转化型抢劫罪
导言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法学乃实用之学,旨在处理实际问题。”王泽鉴著:《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月第2版,自序。
根据我国刑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由此可知,我国刑法的历史使命已然准确的定位于运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做斗争,对转化型抢劫罪准确无误的定罪以及宽严适当的量刑,无疑也是完成刑法使命的体现之一,同时也是进一步实现稳定社会、保障人权相统一的刑法之功能的内在需求
(二)现有文献综述
尽管转化型抢劫罪是近代刑法学的产物,但是在各国实行的或已失效的刑法
典中仍然能找到对转化型抢劫罪的规定。对这些立法规定进行研究对掌握转化型
抢劫罪的本质特征,构成要件,具体状况和量刑标准都是不无裨益的。以下是一些国外及中国古代的与转化型抢劫罪相关的规定和论述。
在有些国家的立法中,认为“就违反所有人或占有人的意思取走财物而言,
抢劫罪与盗窃罪有相同之处。也正是因为如此,有的国家刑法规定,‘盗窃+暴力,胁迫’就是抢劫罪。例如,瑞士刑法第139条第1项规定:‘意图犯盗窃或于盗窃之际,加暴行于人,使其生命及身体受急迫危险或以其他方法使不能抗拒者,处重惩役或六月以上轻惩役。’法国旧刑法则表述为‘以暴力犯盗窃罪’,英美刑法也是如此。”张明楷著:《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08页。
公元前594年政治家梭伦当选为雅典执政官时期,亚里斯多德所著的《雅典
政体》指出:早期的盗窃被视作私犯,而且盗窃与强盗不分。到了罗马帝国时期,
强盗便从盗窃中分离出来,成为加重惩罚的犯罪。公元780年左右《查理大帝关于萨克森地区的敕令》······1497年的律书中对强盗和窃盗作了不同区分。在1649年的会典中明确区分了强盗、窃盗和抢夺。窃盗指暗中窃取财物,重犯窃盗至第三次者即处死刑;抢夺是凭借暴力公开夺取他人财物;强盗与抢夺方式相似,但由职业罪犯所为,但对强盗的处罚比对抢夺的处罚严厉。
早在我国古代《唐律》中就有了‘先盗后强’的规定,意即先实施盗窃,被
人发觉后实施暴力,胁迫,强占财产的以强盗罪论。韩国刑法典在《盗窃与强盗罪》一章中的第335条规定:‘盗窃者为抗拒夺回,逃避逮捕或湮灭罪证,施以暴力或者胁迫的,依强盗罪的规定处罚’
从上述不多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古代及国外的刑法规定中,抢劫罪都
是从盗窃罪中演化而来的,二者之间有着复杂的联系,抢劫罪是盗窃等犯罪的加
重形态,具备比盗窃的犯罪更加大的社会危害性。在不断的立法实践和治理犯罪
实践中统治者逐渐的认识到了抢劫罪单独存在的意义,于是就将抢劫罪作为一独立的罪名加以规定。最终,抢劫罪和盗窃,抢夺等犯罪并列成为单独的罪名。
一、转化型抢劫罪的前提条件
对于转化型抢劫罪的构成前提条件,虽然我国刑法明确规定是“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但是,对此刑法理论界有比较大的争议。有学者甚至认为这是对本罪主体资格的要求,本罪是特殊主体犯罪。
(一)转化型抢劫罪前提条件的各种观点
在我国刑法理论界,关于转化型抢劫罪转化的前提条件主要有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前提行为必须构成犯罪。即盗窃、诈骗或者抢夺行为达到罪标准是构成转化型抢劫罪的必备条件,前提行为如果没有构成犯罪,则不能转化。陆金东:《转化型抢劫罪的几个争议问题》,载《人民法院报》,2002年9月16日。
第二种观点是,不要求行为人的盗窃、诈骗或者抢夺行为达到“数额较大”构成犯罪的程度,但也不能数额很小的小偷小摸行为;如果财物数额虽未达到“大”,但暴力行为严重甚至造成严重后果的,应适用《刑法》第269条。陈兴良、曲新久著:《案例刑法教程》下卷,中国政法大学,1994年版,第278页。
第三种观点是,只要行为人已经着手了盗窃、诈骗、抢夺行为,不管既遂未遂,亦不论所得财物数额大小,均可转化为抢劫罪。肖中华:《转化型抢劫罪的构成》,载《检察日报》,2001年5月24日,第3版。
第四种观点是,行为人以犯罪故意实施盗窃、诈骗或者抢夺罪行为,只要已经着手实行,不管是既遂还是未遂,不管所取得的财物数额大小,都符合
“犯盗窃、诈骗、抢夺罪”的条件。
从本质上讲,上述四种观点可以归结为前提条件犯罪说和前提条件非犯罪说
两种观点。即要么前提行为必须构成犯罪,要么前提行为不必构成犯罪。笔者持
前提条件犯罪说,认为转化型抢劫罪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构成盗窃、诈骗、抢夺罪,
当然,并不以构成盗窃、诈骗、抢夺罪的既遂为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