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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矛盾论》试析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与农村的矛盾
有一段文字,让我深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与农村的矛盾之深刻。它这样写道:
一场让农民上楼的运动,正打着各种高尚的旗号进行。现实中,已经发生了农民不堪宅基地被剥夺的抵抗伤亡事件。我们熟知,历史书中痛斥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其实,羊比那些一心盯着土地、披着羊皮的权贵温顺多了。失去了土地,失去了生计,失去了氛围,乡村注定凋零。①
这段真实反映现状的文字,理应唤醒我们沉睡已久的良知。我们应该去反思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与农村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城市与农村的矛盾到底应该怎么解决。在这里,我想用***的《矛盾论》来试析一下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与农村的矛盾。
众所周知,城市化的进程是实现现代化必须经历的过程,也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城市化的进程,一定会以占用农村的资源为代价。因此,城市与农村这对矛盾在城市化进程中是不可避免的。而历史也证明,正是这对矛盾的发展,推动新旧社会的代谢、现代社会的诞生和发展。因此,这对矛盾的存在,本身是合乎情理的,因为矛盾本身是普遍存在的。我们同样可以用《矛盾论》中的观点来佐证:“矛盾存在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自终的矛盾。”
但现在出问题的地方是地方政府官员应对和解决这一矛盾的手段与方法。他们处理城市与农村这对矛盾时,采取了错误的方法:面对倔强的钉子户,他们选择的是强拆,甚至宣称“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面对为讨个公道而去上访的农民,他们选择的是拦截上访,还警告上访农民“非正常上访三次要劳教”。地方政府这些强势野蛮的做法,只能激化矛盾,增加不稳定因素,根本不能够解决矛盾。相反,这种荒唐的做法却会引起新的矛盾——权力和权利的冲突。部分地方政府的财政和业绩主要靠对农村的征地和拆迁获得和提高。而在对农民土地的征收、房屋的拆迁过程中,采取强势野蛮的做法,势必造成农民权利的侵害。这种做法归根结底是地方政府运用手中的权力在逃避矛盾,否认矛盾的存在,在同矛盾讲和。
要想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先承认这一矛盾的存在,并且努力寻求正确的方法去解决。也许,用正确的方法去解决这一矛盾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可能会因此耽误城市化的进程,但毕竟地方政府面对的不是没有生命的钢筋和水泥,他们面对的是有血有肉、有尊严有权利的人!作为人,他的权利是不能被随意侵害的。
而要采取正确的方法,则必须考虑到矛盾的特殊性。每个社会发展时期都有它的特殊矛盾,每个地方也都有各自的特点。这就意味着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五花八门的;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要了解和掌握当地的具体情况,比如当地农民到底希望通过何种方式获得征地补偿等。那么,这就要求地方政府深入基层,广泛调研,“积极同被征地拆迁农民进行商量,走正规合法的途径了”。②
可是,事实却不尽人意。地方政府的强拆等强势行为造成了部分农民权利的侵害,这迫使部分农民去怀疑城市化是福这一说法,更赞同城市化是祸。对城市化的评价,就涉及到矛盾的主次方面了。《矛盾论》中提到,“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部分农民对城市化的失望是由于他们在城市化进程中权利受到了侵害,处于弱势地位,其结果只能看到城市化的冰山一角,不能看得全面,因此他们对城市化的评价往往是不理性的,是片面的。
城市化是现代化进程的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