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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与韩非子人性论辨析
先秦时期是我国古代人性论思想的形成阶段。诸子百家从各自立场出发,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人性论主张。
荀子是“性恶论”的典型代表,而由于韩非子与荀子的师承关系,学界普遍认为韩非子是荀子人性论思想的继承者,甚至比荀子的性恶主张更极端。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韩非子虽就学于儒家的荀子,但却另辟蹊径成为法家,就其人性思想的基本立场与本质精神而言,韩非子跳出了性善、性恶的分析框架。他所阐发的是一种自然主义的人性自私论。
荀韩均坚持人性是人“好利”的自然属性,但在人性“好利”的评价方面,二者却分道扬镳,荀子对“好利”做出了“恶”的价值判断,而韩非子只是对“好利”进行事实描述,不作价值评价。
荀子的人性论以人的自然本性为出发点,他把人的自然欲求看作人性,“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荀子·正名》)并将这种欲求归纳为“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
同时,荀子对其社会危害做了详细描述:“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
”(《荀子·性恶》)
在荀子看来,人好利之心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导致争斗与社会动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恶”。由此,基于儒家道德主义的立场,荀子将人“好利”的本性与伦理道德对立起来,最终对人性做了“恶”的价值判断,“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
韩非子继承了荀子以利欲为人之本性的观点,认为“好利恶害”是人的普遍本性,因此,物欲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是人们思考问题并指导其行动的原点。但是,与荀子直接将人性的好利恶害界定为“恶”不同,韩非子没有把“善”与“恶”纳入人性讨论的范围。对于人好利恶害的本能需要,韩非子突破了性善、性恶的分析框架,以一种自然主义的笔触对人性只做事实描述,不做道德评价,既不以之为恶,也不以之为善,表现出价值中立的立场。
由于对人性评价的基本立场不同,在人性是否可变这一问题上,荀子与韩非子的论述也有着根本差别。
荀子认为人性可以改变,也必须改变。一方面,人性改变具有可能性。无论圣人,还是普通民众,其人性都是可以变化的,
“途之人可以为禹”,人实际上的善与恶,可以通过主观努力和后天环境熏染来实现,“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势注错****俗之所积耳。”(《荀子·荣辱》)
另一方面,人性改变又具有自觉性。“夫薄愿厚,恶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荀子·性恶》)每个人都向往美好的东西,荀子由此推论:“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荀子·性恶》)人们因知其性恶,所以才有“欲为善”的意愿与动力。
另外,人性改变具有必要性。人性恶如果不加以改变,将会对个体发展、伦理秩序和社会稳定带来巨大危害,“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荀子·礼论》)因此,为避免社会纷争、动荡与穷困,必须对人性加以改造和限制。
与之相反,韩非子主张人的自利本性是先天决定,不能改变,也无须变化。一方面,韩非子坚持人性无法改变。在他看来,人的好利属性是由人的生理需求诱发的,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本能,不能改变。比如,民众之所以会做善事,只是服从于外部压力,并不是发自于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