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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穷而后工”说的含混接受现象及其心理成因
李秀锋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 610065)
【摘要】:本文拟先对“穷而后工”说中“人穷”和“诗工”之间的关系作逻辑层面的分析,进而考辨出这个命题的确切内涵。然后举例说明后世对此命题的含混接受现象,最后借助心理学的相关知识,力图揭示出导致此种现象的文人心理结构原因。
【关键词】:穷而后工、含混接受、虚假同感偏差、集体无意识
自北宋欧阳修首倡“穷而后工”说以来,后世历代诗论者围绕此命题的真伪性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或认同之,或质疑之,或折中调和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其中有些讨论却是建立在对“穷而后工”说的含混接受之上,这样的讨论往往首先“曲解”或者是“误解”了欧阳修的本意,无中生有地臆造出了原命题中没有的“人穷”和“诗工”之间的必然性关系,此类印象式批评最终导致了对“穷而后工”说认识上的混乱局面。为了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理出一些头绪,笔者拟对此问题作一个简单的分析论述,并试图挖掘出此种现象背后的深层文人心理结构。
欧氏本意考:“人穷”与“诗工”之关系辨疑
“穷而后工”说的明确提出,见于北宋欧阳修的《梅圣俞诗集序》: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卷3,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177页。
不难看出,“穷而后工”这个命题,是在驳斥当时流行的“诗能穷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的,有着鲜明的针对性。欧氏所针对的观点——“诗能穷人”说的内涵是:“诗工”在前,“人穷”在后,即所谓的“人以诗而穷”。显然,欧阳修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所以极力辟之,欧氏首先要表达的观点不是别的,而是“诗能穷人”的否命题——“诗不穷人”。至于“穷而后工”,则是他自己对“诗人少达而多穷”现象做出的一家之解释:“人穷”在前,“诗工”在后,“人穷”
给“诗工”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那么,在欧阳修那里,除了可能性之外。“人穷”和“诗工”之间还有没有别的关系?尤其是有没有因果必然性关系?这是一个很有必要讨论清楚的问题。
笔者认为,从欧阳修的论述来看,“人穷”和“诗工”之间是没有因果必然关系的。为此,我们不妨深入考察一下“人穷”和“诗工”之间有没有作为必然性关系具体体现的充分、必要关系。
首先,欧阳修虽然有“愈穷则愈工”的话,貌似是指出了“人穷”的程度和“诗工”的程度之间的正比线性关系,这种线性关系似乎暗示着前者是后者的充分条件,然而我们却不能忽视上下文的一个重要事实:这种线性关系只有在诗人能够“探其奇怪”、“兴于怨刺”等前提下才能成立,也就是说:如果缺乏这个前提,“人穷”和“诗工”之间,也是难以建立起必然联系的。其实,欧阳修的话里面并没有“人穷诗必工”的意思,这也就是说:“人穷”不是“诗工”的充分条件。其次,欧氏话中也没有“诗工必人穷”的意思,欧阳修只是认为“人穷”为“诗工”提供了一种有利条件而已,而没有说过“欲得‘诗工’,必得‘人穷’”之类的话,这也就是说,在欧阳修看来:“人穷”不是“诗工”的必要条件。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