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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代城市与喀什的城镇化之路(下)
(2012-12-25 14: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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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思考城镇化问题的两本参考书:
《黄河边的中国》与《长江边的中国》
这也是我推荐给大家的两本书,读这两本书可能会对大家有所启发。前几年,学术界出版了两本影响非常大的书,这两本书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城镇化的发展的思路问题。在这里介绍一下这两本书的基本观点,对于我们理解喀什地区的城镇化是有启发意义的。两本书的作者都是上海人,《黄河边的中国》作者是著名社会学家、著名农村问题研究专家曹锦清教授,他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我们也经常研讨有关农村发展问题,他到过青州做过农村调研。另外一本书是《长江边的中国》,这是上海的一些学者为了回应黄河边的中国的主要观点而写的。主要作者也是曹锦清教授的朋友,曹教授还为这部书做了序。
曹锦清在《黄河边的中国》一书中,把中国农村存在的一些问题,讲了非常多,我把它概括成三个问题,同时我也把这三个问题看成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或者是中国农村问题或者是中国农村现代化过程中所需解决的最核心、最基本、最关键的问题。我曾经在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做过一场报告——把曹锦清这三个问题集中概括起来叫做“曹锦清问题”,为什么叫做“曹锦清问题”呢?因为曹锦清提出这三个问题
却没有能力回答这些问题,他也说他没有找到解决这三个问题的答案,而《长江边的中国》自认为找到了解决这三个问题的答案。这个答案也牵扯到我们西部的农村发展问题。
“曹锦清问题”是哪三个问题呢?第一个问题就是现有的承包制的土地制度下的小农问题,换一个说法,就是在承认现有的承包制这种原有的土地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小农经济或者小农要实现中国农村的现代化的话,应该如何解决这种现有的土地制度下分散的小农与统一的大市场之间的矛盾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在喀什表现的尤为明显,土地是30年承包不变,但每家小农所生产的产品无法转换为商品这个问题会反复出现。喀什优质的农产品,大枣也好、核桃也好,鲜果也罢,无法卖出好价钱。曹锦清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是如何解决现有的土地制度与小农之间的矛盾,他也不能解答,他也没有答案。第二个问题是在目前的这种地方政府存在着脱离社会、超越社会、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这样一种情况下,如何处理政府与小农之间的关系。在农村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到底该起到什么作用?在喀什地区的农村发展问题上,党委政府看来是费很大力气了。好多的事情都是政府在包办或者是用行政手段在处理。这个矛盾就是指的我们现在中国农村的现代化的这种发展,既离不开政府又怕政府对农村造成伤害,这就是一种矛盾,也是源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没有政府的推动农村的现代化不可能实现,但是政府在领导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恰恰又存在着侵占农村利益、危害农村权益的这种情况。这个问题不承认是不现实的。农村很多问题的出现,成也政府,败也政府。山东也经历过这个过程,我
记得80年代我们上大学时,政府强制我们当地种山楂,整个临沂地区甚至山东地区全是山楂树,这种情况挣钱暴富的是卖山楂苗子的人,山楂树种起来了,山楂不挣钱了,大家又全部都砍掉山楂树,这就反映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第三个问题是东、中、西部农村发展的关系问题。换句话说,在东部形成的农村发展的经验和农村发展的模式在中西部来照办来运用的话是否有效。同时还有一个问题是东部的先发展、先富裕是否能够形成一种对中、西部地区的带动关系。曹锦清教授《黄河边的中国》是基于对河南农村发展的情况调查研究而写成的,这是历时两三个月的时间在河南走村串户的走访,用谈话对话、边看边议的方式做出的调研成果。这部书用一种特殊的文风和文法去探讨了非常学术的问题。这样一部学术著作竟然发行了几十万册到现在还畅销不衰,这创造了学术著作发行的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发生,自然有三农问题的重要的原因,但曹锦清述说问题的方式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但曹锦清提出的这三个问题,他自己说他没有能力去解决,他的书只是发现了问题,而没有去解决问题。因为他发现中国农民的特点是善分不善和,那么善分是世界农民的普遍特点还是中国农民的特有特性?在曹锦清看来善分是世界农民的普遍特性,这根源于曹教授对马克思的研究结论的认可。马克思曾经说过,农民像马铃薯,即使装在袋子里面还是单个的马铃薯。西方农民更善分,中国农民分到户为止,西方农民分到个人为止,他们分的更彻底,问题在于中国人不善和,西方人善分也善和。曹锦清在河南调查是想发现中
国农民是否能通过合作来办企业来推动农村的发展,来实现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但最终,他写道“令我极度失望”,没有找到农民自主的合作组织,找到的合作社等农村经济组织还是依靠政府推动的。曹锦清对农村的现代化是寄希望于农民的自主合作的,但是至少目前的状况是令他失望了。其实,我在这个问题上是和曹教授持相同观点的,我在山东的基层工作时也对这方面做过努力,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