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性”与社会学的历史视野.docx

社会学自 1979 年在中国大陆恢复以来, 不仅学科地位获得了普遍承认, 而且在学术研究、 人
才培养上取得了重要进展,如在持续的实证研究中积淀了丰富的经验材料,在若干研究领域
积累了扎实的、可以传承的成果,一些基于中国社会的概念、分析框架得以产生并在实际的
研究中得到响应,学科的社会关怀得以初步确立,等等。
然而,与中国大陆的许多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本土社会学在发展中依然遇到许多困境,
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日益增强的学科化与对现实生活的解释力之间的矛盾。有些社会学
研究被看作是 “下去调查, 回来讲讲情况” ,简单化甚至庸俗化倾向明显; 少数研究将面向现
实的鲜活问题简单化为 “与西学对话” ,不能将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想象力转化为本土理论生长
的启示,而只是把外来知识作为反复套用的理论或模型。有鉴于此,很多学者意识到,过多
强调学科化往往会使社会学丧失总体性眼光,只能生产出一些碎片式的知识,社会学如何处
理总体性与学科化的关系,是当下和未来推进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关键问题。因此,拓展社会
学的研究视野就成为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议题。
2003 年,费孝通提出“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的理念。他基于阅读中国古典文献尤其
是钱穆作品的体会, 以“心学” 为例, 对中国社会学的一些固有概念做了开放式阐发。 然而,
英雄迟暮,费孝通未能来得及进一步深化和拓展这一论题。
近年来, 部分社会学者开始像费孝通一样把视野转向中国的传统学术, 包括 1949 年之前
的中国社会学传统。那么,在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的冲击下,今天的中国社会学如何接续自己
长期断裂的思想传统,如何从传统学术中激活社会学的历史感、经验感和总体性,从而确立
自身的“总体社会科学”的品格呢?
基于上述认识, 2012 年 11 月 3 日至 4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社会科学部与上
海大学社会学院、 社会杂志社共同主办的 “中国社会变迁与社会学前沿: 社会学的历史视野”
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召开。 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 20 多位学者聚集一堂, 就社会学的历史视
野之拓展、构建总体性社会科学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一、中国学术传统的追溯与接续
如前所述,拓展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视野需要我们对中国的学术传统进行系统反思。
在本次研讨会上,与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学术传统进行了再现和批判。杨清媚通过分析
费孝通的著作,从中提取出知识分子与知识、社会的关系的线索,讨论费孝通在汉人社区研
究和民族研究两方面的内在关联。 杨清媚指出, 费孝通从早年一直到 1950 年代, 都难以摆脱
他早年受到的韦伯从制度与伦理分析知识分子功用以及现代化理念的影响,从事功出发来分
析知识分子在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晚年,费孝通受到新儒家的心学传统的影响,思想
发生了重要转变,从追求事功,转而探索人的精神世界。
潘星辉选择黄仁宇的学术道路作为发言的论题。他指出, “新史学”在中国的形成时期,
正是对“新史学”极具价值的传统社会发生断裂和分崩离析之示,但在“旧社会”坍塌之时,
“新史学”却未能及时把握这一机遇, “冷静地实施观察” ,以呈现社会大变迁这一图景;相
反,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学家在这方面多有建树。 潘星辉认为, 生于 1917 年的黄仁宇是少数
几个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