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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后大借款卖国?-历史论文
善后大借款卖国?
本刊记者杨津涛
在历史教科书上,袁世凯政府1913年4月签订的“善后大借款”被作为“反动军阀”卖国的罪证。然而事实上,当时北洋政府财政上极为窘困,在与银行团几番据理力争后还是被迫签订了条件苛刻的借款合同。刚刚选举产生的正式国会对于政府的擅自借款也发起了一场攻防战,履行着监督政府财政的职责。
政府借款何其难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归国,有记者问:“您这次回国,带来了多少饷?多少枪炮?”孙中山回答道:“我空着两手回来,可是我带回来国人最需要的东西,就是革命精神。”后来他就任临时大总统,因为关税控制在外国人手中,财政捉襟见肘。胡汉民回忆说,一次安徽前线告急,孙总统大笔一挥——拨款20万,他不知道当时的国库中仅有10块银元。
临时参议院在南京成立时,黄兴在演说中表示,“兵事非有财力不可,既无税可收,则非借外债不可”。临时政府规划中的借款有四笔,但最后只有一笔谈成,另外三笔都被参议院给否决了。在表决以赋税做抵押的华俄道胜银行150万元借款时,同盟会籍议长林森在14名参议员到场的情况下表决,以8人投票赞同而通过借款。在各界非议孙中山违法借款的舆论压力下,他不得不电告财政部长,“借款案暂缓签字”。
袁世凯接手临时政府后,要筹钱还是只能借外债。国务总理唐绍仪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谈判,希望获得一笔60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解决革命后的一揽子问题。在协议达成前,银行团先给中国政府小额“垫款”,以解燃眉之急。后来发生北京兵变,银行团借口政局不稳,要求中国同意“以盐税为担保”、“聘任外国专家整理盐政”、“中国进一步承诺除了通过四国银行团的中介,决不商谈其他款项和借款”,才能继续洽谈借款事宜。
唐绍仪的态度相当强硬,明确回绝了银行团给出的条件,声明“中国此后借款,皆自有选择之权”。他曾转而向比利时银行借款,但在四国银行团的干涉下流产。此后财政总长熊希龄代替唐绍仪与银行团谈判。
1912年5月,熊希龄改变策略,暂时答应了银行团监督垫款使用的要求,大借款谈判得以继续。同盟会重要人物戴季陶在《民权报》上发表题日《杀》的短文,声言:“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
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在野之人可以肆无忌惮地抨击当局出卖国权,但执政的人必须考虑如何把政府维持下去,如何让新生的共和国尽快去掉“临时”两个字,取得西方各国的承认。
国会要管政府的钱袋子
1912年6月,四国银行团又加入了日本和俄国,成为六国银行团。银行团对给予借款的条件没有变化,还是要求监督中国盐政和借款使用。熊希龄一度想通过减少借款数额来降低银行团的条件,但在银行团的阻挠下失败。
唐绍仪内阁辞职后,借款事务改由新任财政总长周学熙主持。谈判在艰难地进行着,到了1913年3月,美国新一任总统威尔逊发表声明,宣布美国政府退出六国银行团。威尔逊说,“对华借款条件几乎干涉了中国行政独立的各个方面。”而这种行为“有悖于美国政府赖以生存之各项原则”。于是银行团剩下五国,即英国汇丰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德国德华银行、俄国华俄道胜银行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
不久宋教仁案发生,袁世凯与国民党的矛盾激化。黄兴发电报给北京国民党总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