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中的“义赈”及其作用.doc

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中的“义赈”及其作用
摘要: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采用委托慈善组织办理赈济的办法,使义赈组织成为此次救灾的主体,并有效促进了民间义赈事业的发展。为加强各义赈组织之间的合作,专门成立京畿水灾赈济联合会,开创了义赈组织联合办赈的先例。义赈组织不仅为此次水灾筹集了大量资金,而且受委托办理“急赈”和“官赈”,并在“散赈”“灾民收养”和“灾后恢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赈灾款物筹集困难、义赈组织间的协调性不强等原因,导致“义赈”多集中于某些重灾区,且赈灾款物分配不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义赈”在此次水灾救济中的效果和作用。
关键词:1917年京直水灾;官民合办;“义赈”
中图分类号:K25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5)09-0135-04
1917年夏秋之际,“直隶连降大雨,永定河、南运河、潮白河等河堤相继冲溃,洪水泛滥”①。因这次水灾的受灾区域主要集中于京兆和直隶地区,所以被称为“京直大水灾”。学界在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研究方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主要侧重于对其灾情和救灾情况的介绍,或集中于对其救助方式的分析。②本文尝试以《京畿水灾善后纪实》和《益世报》等相关报道为主要参考资料,对此次水灾救济中“义赈”的特点、作用及其局限性等作些简要分析。

一、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中“义赈”的主要特点
“义赈”的慈善救济组织数量多
相对“官赈”而言,“义赈”是由民间自行组织劝募、筹集经费并直接向灾民散放物资的赈灾活动。义赈组织主要是指“义赈”所依托的领导、筹赈、办赈等机构的慈善组织。据《京畿水灾善后救济纪实》卷八《义赈》的统计:参与京直水灾救济的义赈组织达20多个。参与京直水灾救济的义赈组织,既有京畿地区和国内其他区域的义赈组织,也有全国性组织和个别来自国外的义赈组织。属于京畿本地范围的义赈组织主要有顺直助赈局、顺直水灾义赈会、天津水灾急赈会、京畿水灾赈济联合会等。参与本次“义赈”的普通善会善堂主要有天津贫民教养院、天津掩骨社、天津广仁堂、天津济生社、天津西老公所、天津义阡局等。此外,近畿水灾救急赈捐会和以救助冀州所属五县为目的的冀属水灾救急会等义赈组织也在天津地区的水灾救济和防疫工作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外省区慈善救济组织主要有上海义赈会、上海义赈协会、上海广仁堂、上海济生会、中国红十字会上海总会以及旅沪顺直同乡会、江苏仁德堂、奉天直隶会馆水灾赈捐事务所、吉林扶余农安慈悲会等。国外慈善组织主要有美国红十字会和日本义助会。佛教慈悲会、中华圣公会等宗教类慈善组织也参加此次水灾的赈济工作。

“义赈”的各种慈善救济组织联合办赈
1917年水灾赈济之初,以熊希龄为首成立了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处(简称“督办处”),作为领导救灾的官方总机关。为联合中外各慈善团体筹议赈济及处理善后事宜,又发起成立京畿水灾赈济联合会(简称“联合会”)。该会要求各义赈组织分别按“急赈”“冬赈”“春赈”“工赈”等名目开展赈济工作,无论是按哪个名目还是在哪个县放赈,均应预先汇报并进行登记,以便统一安排。③相关义赈组织按照“联合会”的要求,接受“督办处”的委托,积极开展赈灾工作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以中国红十字会为例,除石家庄、天津及其附近地区由该会自发办理外,其在文安、东光、沧县、徐水等县所办的赈灾事务均受“督办处”委托。熊希龄在1917年10月23日给中国红十字会赈灾特派员蔡吉逢的电报中称:“兹拟请贵会担任东光、文安、沧县、玉田、徐水等五县急赈。”④1917年11月,“督办处”还请求天津红十字会分会参与静海县的赈济工作,“特别颁发赈款,交该县官绅散放”⑤。据统计,该会在静海县随机发放棉衣700件,高粱150石。⑥中国红十字总会还受督办处之邀,为参与中美合作的以工代赈修筑京通公路的灾民提供棉衣2万件。⑦

早在“督办处”成立之初,即确定了“放赈之事全行委托本地士绅及各慈善团体”⑧的办赈方针。“当水灾发生之时,京畿有顺直助赈局,而天津亦设顺直义赈会以应之,其用意皆辅官力之不足”,故而委托慈善组织继续办理赈济事宜,“现在各处急赈,均系由红十字会及诸慈善团体经手散放”。⑨此后,又相继委托顺直助赈局和顺直水灾义赈会办理1917年年底的“冬赈”和1918年年初的“春赈”。在办理“冬赈”和“春赈”的过程,也体现了官民合作办赈的特征,即由官方委托义赈组织办理“官赈”。与此同时,义赈组织又委托县知事代为办理某些具体赈灾事务,并由地方士绅参与监督。春赈款的散放也是通过官民合作的方式完成。顺直水灾义赈会没有直接参与春赈款的散放,而是根据“被灾各县灾情轻重,酌量分配发交各该知事”⑩。并在赈款总数超过1000元的县设置“春赈监放员”,“即就各该县公正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