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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芜的“寻根”迷雾
一
人的意识一旦达到自觉时代,就会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对艾芜来说,对第一个问题的解答,是通过成都的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时代的阅读,接受了“五四新文化”思想洗礼;尤其是通过“南行”的社会历练和切实的人生感受,在鲁迅《关于小说创作的通讯》指引下,已经明确:这就是通过文学创作,描写人生和表现社会生活的真实状貌,进而达到改变社会的目的。
换句话说,艾芜对自己作为一个现实人与社会人的自我定位与角色认同,以短篇小说集《南行记》(1935年)的出版为标志,已经解决。他的人生轨迹,就沿袭这条道路不断延伸。其间,他也曾由于各种外界的作用而偶有对这个轨迹稍许偏离,如他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出任过重庆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并发表过“《诗经》研究”之类学术文章,又在50年代初期,担任过重庆市政府文化局长官职,但都很短暂;或者说,这些都不是他的人生价值选择的本意。
从地域空间的变移看,无论是他青年时期的“南行”(21岁,1925年)漂流于云南边疆、缅甸和马来西亚、上海等地,还是抗战时期飘流于湖北武汉、湖南宁远、广西桂林,以及中年阶段的
“北上”北京、鞍钢(49岁,1953年),还有晚年“还乡”(61岁,1965年)――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作为“***文艺的一面旗帜”赵树理,也在这年从北京“举家迁回山西”。另外如他加入“左联”并加入中共(28岁,1932年)和重新加入中共(49岁,1953年)――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艾芜加入“左联”,是为了进入“作家”圈子以获得更好的作品发表条件――这是一个刚刚迈进文坛的青年作家的必需;而加入中共,则确确实实地获得了实惠――在他生活最困难的关头,中共文艺界负责人邵荃麟、李亚群给予他十分慷慨的资助!艾芜所有的经历,都体现出他对社会角色的自我认同,他是一个作家!
关于接受中共资助问题,我们还是用艾芜的原话举证:
(邵荃麟)他手里有笔钱,是组织上布置的专为救济湘桂逃难的文化人的。他当时给我两千元,一家六口人可以顺利地逃难了……同年我逃难到了贵阳,生活又发生了困难,同住在一个客店的客人,给我三千元,也说是组织给我的。我和他并不认识,但他说他在邵荃麟家里见过我一面,我才记起了,是有这么一回事。这个人便是解放后任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李亚群同志。[1]
第二个问题,则是作为一个成年人和一个文化人,经历了20年之久的各地漂泊,以及到湖南宁远县了解到妻子家族的迁徙史,诱发出
“我从哪里来”的问题。艾芜妻子王蕾嘉的家乡在湖南宁远县小桃园村。作为第一次到来的“上门女婿”,艾芜听到许多王氏家族的故事。据说,他们王姓祖先,不知多少年前,从江西赶一群鸭子,到了人烟稀少的宁远,安家落户,从事农业,子孙繁衍,形成家族。这与艾芜家族历史的传说颇有相似之处。[2]他开始回眸自己汤氏家族的历史。
在艾芜的家族历史记忆中,明末清初“张献忠屠四川”导致整个四川人迹罕见,遍地荒芜,因而有清王朝征调“湖广省麻城县孝感乡移民填川”。艾芜曾经告诉我们:他的祖先“一块盐蛋在路上吃了一个多月”“路上遭着怎样的艰辛和痛苦”地进入四川,艰苦创业繁衍***丁兴旺的汤氏家族。这种家族记忆,积淀于艾芜内心深处并时时流露在他的作品中。他在自传作品《童年的故事?花园中》借用四叔父的话,高度褒扬了这种移民精神:“他们这种不安分的勇气,我顶喜欢,我觉得穷并不要紧,只怕穷得来光想听天由命,不想打出一条活路来!”[3]
许多研究艾芜的文章和著述,至今沿用他是“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移民填川”后裔的说法,一些专门研究四川明清历史的人,甚至把艾芜作为“湖广省麻城县孝感乡移民填川大潮”的典型例证。
二
20世纪40年代,或许出于经济的压力(当时广西桂林的报纸上有许多关于艾芜生活困难的报道),或者是一个中年文化人对人生深入思考的需要,艾芜开始撰写自传。
1947年,在回答桂林报刊上有文章说他的小说中有大量桂林方言问题时,艾芜以《〈故乡〉里面的语言》一文进行解答,并这样追述着自己的家族历史:
明末的时候,张献忠在四川大肆屠杀,弄得好些地方,都没有人烟了。湖广人大量地迁徙进去,才把空下的地方,填满了人家村落。所谓湖广人,便是指湖南湖北两省人说的。我自己的祖先,前七八代人,就是由湖北麻城县迁去的。而且,不只我一家,几乎附近好些县分的人,都是来自湖北麻城县。这都是有族谱可考,并非由于传闻。
艾芜在这里强调:自己的家世历史“是有族谱可考”。应该说,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自己又是一个文化人,他有条件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家族存有《族谱》。从幼年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21岁远足“南行”止,作为男性的他至少每年要参加两次家族集体活动(春节拜年、清明祭祖)。在家庭团年和重大家庭活动中,长辈们都会灌输一些艰苦创业、勤俭持家